臨床研究須有中國標準

我們必須拿出一些符合國人診治的標準，改變拿美國人治療標準來醫治中國人的現狀

有幾件事對我“刺激”很大。

第一個“刺激”。一位名醫沒評上二級教授，很惱火。我說，你每年做1000多例手術，5年將近7000例，然后就沒下文了，為什么不把成果在權威雜志發表？如果你把數千例病人的診斷分期、手術方式、輔助治療、術后追蹤和術后生存率等做一些臨床研究，說明效果比國內平均高十幾個百分點，甚至與發達國家持平，就太說明問題了。

我們能永遠停留在做“開刀匠”的階段嗎？應當產生一批醫療研究成果，推廣并惠及基層醫院。如果沒有規范的臨床研究，如何實現分級診療體系？如何讓大醫院減負？

第二個“刺激”來自于臨床醫學學科整體實力領先與亞專科實力式微之間的巨大差距。臨床醫學能否排第一的根本標志，取決于是否有一批“病人不看不死心，同行不問不放心”的名醫。

培養名醫，不靠機器和經費，靠多中心臨床研究，靠拿出一批具有引領性的診療標準。前提則是要讓人信服，我們是誰也不服誰，連一個科室內也各說各話。這怎么能夠使臨床醫學為國人健康做出引領性貢獻呢？

第三個“刺激”，我去德國一所大學附屬醫院訪問。僅那一年，人家就在New England、Lancet（不包括JAMA）發表了7篇論文。而他們只有四五百張病床。而號稱全國臨床醫學第一、有1.7萬多張病床的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年鮮有這種高水平論文，很少有多中心、前瞻性、隨機的、雙盲的臨床研究，這與我們的使命和地位不相稱。

國內95%的診斷標準是老外的，只有5%是國人制定的。中國人跟西方人，祖宗不一樣，遺傳背景不一樣，生活方式和環境都不一樣，拿美國人的治療標準來醫治中國人，合適嗎？難怪，據說美國腫瘤病人5年生存率66%，而我們只有31.8%。

作為醫學教育、科研和醫療服務的“供給側”，加強臨床醫學研究體系與能力建設是時代賦予的責任和使命。“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全民健康要在全面小康之前，而“全面小康”是我們黨對人民的承諾。我們責無旁貸。

（作者為中科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院長，本報記者李泓冰根據其在上海交大醫學院臨床研究專題培訓開班儀式上的講話整理）

《 人民日報 》（ 2016年11月08日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