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藥臨床審批為何這么慢？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患者服用的化學藥幾乎清一色是仿制藥。自主研發臨床急需、療效明顯的創新藥（根據全新的分子結構研制的藥品，又稱原研藥），不僅是幾代科學家的夙愿，也是加快醫藥產業轉型升級、建設醫藥強國的必由之路。

　　可喜的是，經過10多年的積累，我國的創新藥研發已迎來開花結果期，越來越多的創新藥陸續進入臨床階段。然而，曠日持久的臨床審批，卻讓創新藥“花難開、果難結”，研發企業愁眉不展。

　　現在國家鼓勵創新，這種鼓勵應該落實在體制機制上。創新藥臨床審批慢到什么程度？由此產生哪些后果？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弊端該如何破解？

　　請看本報記者的調查。

　　1、審批時間何其長

　　“為了這個‘準生證’，企業整整等了22個月！”8月6日，拿到創新藥臨床批件的山東某藥業公司董事長宋志強（化名）哭笑不得。

　　臨床試驗研究（以下簡稱臨床）是創新藥研發的關鍵環節。企業研發的創新藥，經過Ⅰ、Ⅱ、Ⅲ期臨床驗證其安全性和療效之后，才能申請上市。而開展臨床之前，須先通過國家食藥總局藥品審評中心（以下簡稱藥審中心）和藥品化妝品注冊管理司（以下簡稱注冊司）的技術審評和行政審批。

　　“回國前就聽說我國的臨床審批比國外慢，但沒想到居然慢到這個程度！”宋志強一臉無奈。

　　據介紹，在報藥審中心之前，須先報省局進行預審，內容包括形式審查、原始資料真實性核查及初步技術審評等。2013年10月，宋志強所在公司把精心準備的申報材料送到省局。申報材料共31項，包括申請表、臨床試驗計劃及研究方案和詳盡的藥學資料、毒理資料等等，裝了滿滿六大紙箱。

　　“省局除了看書面資料，還要進行實地核查，這一來花的時間就多了。”宋志強說，創新藥的早期研發是在公司做的，藥學實驗、動物實驗等則外包給上海和北京的專業公司。“省局說他們人手少、忙不過來，只能發函給上海局、北京局，委托他們進行現場核查。這樣來來回回光在省局就花了半年時間，直到2014年4月，材料才報到藥審中心。”

　　“到了藥審中心并不能馬上審，你還要排隊——這一排就是1年。”宋志強說，“其實真正審評的時間并不長，一般兩個月就能完成。”

　　審評完了還不能上臨床。據他介紹，今年6月審評完后，藥審中心把審評報告轉到注冊司做行政審查。注冊司審查同意、打印批件并蓋上章之后，把批件轉到省局；省局再走內部程序，之后轉給企業。這一來一去，又是兩個月。

　　宋志強所在公司的遭際并非個案。受訪的研發企業負責人普遍反映：我國創新藥臨床審批的時間太長了！從開始申報到最后拿到批件，一般都得18個月左右。

　　曾在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工作近13年的賽諾菲亞太區高級副總裁李寧介紹說，從遞交材料到得到反饋，澳大利亞是5天，美國、韓國是1個月，新加坡是1—2個月，巴西是2個月，歐盟是3個月，印度、俄羅斯是3—4個月，墨西哥是4—9個月。“我國創新藥審批所花的時間，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長的。”李寧說。

　　2、臨床審批成瓶頸

　　受訪者表示，臨床審批曠日持久，已成為我國創新藥研發的最大瓶頸，產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響。

　　受害最大的是病人

　　“創新藥研發是和死神賽跑，臨床審批慢，受害最大的是病人。”江蘇亞盛醫藥董事長楊大俊說，研發創新藥的根本目的，是救治那些無藥可治的危重病人，比如癌癥患者。我國已是全球第一癌癥大國，目前每年新發腫瘤病例約為312萬人，每年因癌癥死亡病例達270萬人。

　　“你想想，光臨床審批就要花18個月左右，多少患者會因此失去治療的機會？這又會影響多少家庭？”楊大俊說，“許多得癌癥的親朋好友問我：你們的藥什么時候能出來？我真的是無言以對！”

　　“許多創新藥是救命藥，有藥就有命，沒藥就沒命。”中國抗癌協會生物治療委員會常委童春容說，比如癌癥患者，由于國內療效好的創新藥非常缺乏，國外的創新藥進口又很慢，病人真的是可憐！家庭條件差的，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條件好一點的就從香港、臺灣買進口藥，如果正常渠道是1個月1萬美元，黑市就得5萬美元！條件再好一點的，就出國治療，花的錢就更多了。

　　“我們另外一個抗癌新藥已在澳大利亞開展Ⅱ期臨床了，國內這個卻還沒拿到臨床批件。”宋志強說，“我們之所以回國搞新藥研發，首先是想著為自己的同胞解除痛苦，現在卻成了這種局面，心里真是很難受。”

　　延緩創新藥上市，導致在國際競爭中敗北

　　“審批慢就意味著上市慢，創新藥很可能因此喪失機會。”楊大俊說，在新藥研發上，國內企業和國外企業是在同一條跑道上賽跑，往往競爭激烈。

　　“針對同一種疾病研發新藥的企業有好多家，誰第一個上臨床誰就占有了優勢。如果你上臨床比人家晚，得出的數據又和先上臨床的差不多，那你只能放棄，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諸東流。”楊大俊說，“即便是你的數據比人家的好，也會因為上市晚而打不開銷路。”

　　加劇研發企業困難，甚至使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

　　“臨床審批的快慢，對研發企業真的是生死攸關。”浙江貝達藥業董事長丁列明告訴記者，新藥研發屬于高科技、高投入行業，企業員工大部分是從海內外招聘的高級研發人員，一個100人的企業每月光工資支出就得幾百萬元，可以說每天都在燒錢。新創辦的研發企業又往往沒有其他業務，在新藥上市之前都是“只出不進”，每天都在燒錢，真的是“一寸光陰一寸金”。

　　“臨床審批曠日持久，讓研發企業難上加難。”丁列明說，“國內從事新藥研發的企業大都是海歸人員或研究機構創辦的，自有資金少，必須靠社會投資才能維持。如果等了兩三年還沒上臨床，投資人的信心會嚴重受挫，他們一旦撤資，企業就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險。”

　　縮短了專利保護期，不利于后續研發

　　“臨床審批太慢，無形中把專利保護期縮短了，對企業的持續研發非常不利。”李寧介紹說，為鼓勵企業持續研發新藥，國際上通常采用20年專利保護的辦法，讓企業在保護期內賣高價格、賺取高額利潤。一旦過了20年保護期，仿制藥很快就會出來，首仿的藥價只有創新藥的1/3，二仿、三仿的就只有1/4、1/5，創新藥的市場份額也會隨之大幅縮水——這就是所謂的“專利斷崖”。

　　“一般情況下，一個化學創新藥從申報專利到完成臨床前研究，要花六七年。由于美國的審批效率很高，創新藥上市后留給企業的專利保護期一般在10年以上，這樣他們就有能力在研發上持續投入。而在我國，光申請臨床就要花18個月左右，創新藥的利潤會因此減少很多，企業持續研發的能力和動力都會大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