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器官的再生之旅

　　近日，全國首例通過綠色通道轉運的人體器官歷經3個小時，順利從杭州運抵武漢并成功進行了手術。圖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工作人員快速將器官轉運箱抬上轉運救護車。

　　傅許彥攝

　　■讓生命換一種方式延續

　　器官捐獻者并沒有離開世界，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和世人在一起，和那些受到幫助的生命在一起。而他們共同的“引路人”就是器官捐獻協調員

　　一則來自200公里外的捐獻信息，傳遞給廣醫二院器官捐獻協調員方佳麗：4歲的孩子因為意外嚴重摔傷，生命垂危，無法挽留了。在巨大的悲痛中，軍人父親代表全家發出請求，他們不想讓孩子就這樣離開，希望捐獻孩子的有用器官去救治其他人，讓孩子換一種方式繼續存在。

　　廣醫二院連夜派出救護車將孩子接來，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醫護人員給予他最細心的呵護。而在方佳麗心中，孩子從來就沒有離開，他的生命已經在另一個身體中悄然延續，這種欣悅是外人無法體會到的。

　　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在很多人眼中是能“起死回生”的人，他們在我國人體器官捐獻事業中不可或缺，卻并不為人熟知。

　　在廣州市正果鎮萬安園內，有一處綠樹成蔭、鳥語花香之地，“感動中國”人物叢飛、知名歌手姚貝娜等1000多位遺體及器官捐獻者就長眠于此。其實，這些器官捐獻者并沒有離開世界，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和世人在一起，和那些受到幫助的生命在一起。而他們共同的“引路人”就是方佳麗這樣的器官捐獻協調員。

　　2015年，方佳麗與同事們一起，幫助62位器官捐獻者實現了愿望。而在整個廣東省，50位器官捐獻協調員共幫助398位器官捐獻者及家庭得償所愿。一邊是家屬在親人離開時的悲痛與不舍，一邊是器官受捐者走下病床重獲新生。方佳麗說，連接起生命的兩端是她的職責，也是她的心愿。

　　“前面說的那個4歲孩子，就幫助了兩名腎衰、一名肝衰病人重獲新生，還幫助了兩名失明者重見光明，而398位捐獻者捐獻大器官820個，挽救了820人的生命。”廣東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辦公室主任李勁東介紹。每一次捐獻背后都有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每一次捐獻都是愛的升華和生命的分享，器官捐獻協調員就是這些愛的擺渡者和生命的引路人。

　　“最能打動家屬的一句話是：‘你愿意讓他的生命換一種方式延續嗎？’”方佳麗說，從獲悉病人及家屬有捐獻意向或存在捐獻可能后他們介入，到最后完成捐獻，成功率只有1/3，多數家庭還是受傳統觀念影響，“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但她也見到不少家庭把對親人的愛升華為對社會的愛，希望逝去的親人能幫助其他人，希望親人的生命能換一種方式繼續存在。

　　不久前，一名20多歲的小伙子因為車禍，生命已無可挽回，母親悲痛欲絕，父親兄長也是萬分無助。方佳麗說她初次接觸時，壓根兒沒有向家人談起器官捐獻的任何字眼，而是幫助他們請醫生、找專家，協助這家人盡一切可能去救治親人，哪怕是一絲希望也不放棄……最終家人只能悲痛地接受現實。當時，方佳麗建議：“他這么年輕，你們愿不愿意讓他換一種方式繼續和你們在一起？”父母同意了，哥哥也表示這是一個好方式，所有的直系親屬都在捐獻確認書上簽了字。但方佳麗沒有想到，他們生活的村子是一個大家族，村里的旁系親屬堅決反對，甚至激動的族人指尖都點到了方醫生鼻尖上，什么難聽的話都有。作為器官捐獻協調員，她的職責是搭建起生命兩端的橋梁，一切都必須是家屬自愿，一切都需要她默默地忍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地流逝，人體器官捐獻有著嚴格的時限，眼看著這次捐獻又要無果了。然而，不忍兒子就這樣離開的父親，背著族人將他送到了廣醫二院的救護車上，留下一句話讓方佳麗至今難忘：“只要能救其他的人，我們就捐！”

　　■是協調，不是“勸捐”

　　協調員是協助捐獻者的愛心落地，因為愛心和高尚人格不是“勸”來的。協調員有責任為愛心搭建一座橋梁，讓愛的種子落地、生根、發芽

　　深圳郊區的吉田墓園，三棵枝繁葉茂的“光明樹”立在墓園最高處，樹下是100多名角膜和器官捐獻者長眠的地方。作為深圳紅十字會器官捐獻協調員，高敏每年都要來這里。在高敏看來，生和死其實并沒有嚴格的界限，捐獻者們去了哪里？她堅信他們都不在“光明樹”下，而是仍然和大家在一起。

　　從2005年深圳設立器官捐獻機構至今年3月底，深圳已有788人身后捐獻眼角膜，261人捐獻遺體，103人捐獻了多個器官，他們的愛讓100多人重見光明、生命延續。而每一例捐贈，高敏幾乎都與他們相依相伴。

　　高敏還清楚地記得她無意間促成的第一例器官捐獻。那是2005年夏天，天氣悶熱，深圳紅會所有正式工作人員都外出了，她作為一名志愿者留在辦公室接電話。急促的鈴聲響起，一位來自湖北天門的母親打來電話，18歲的女兒因為交通事故顱腦重度損傷，醫生說沒希望了，母親實在不忍心聰明乖巧的女兒離去，她要盡一切力量讓女兒的生命延續。但由于當時器官捐獻體制不健全，她打了很多電話，都沒有得到滿意的回復。情急之下，她把電話打到了1000公里之外的深圳紅會。高敏將這原本不屬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事情應承下來，聯系到武漢同濟醫學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并和醫生一起到天門，幫助這個家庭填寫了捐獻志愿書，完成了捐獻的全過程，女孩的腎臟、肝臟救了3個人，眼角膜讓4名眼疾患者重見光明。但高敏完全沒想到，她竟然完成了國內首例真正意義上的“協調器官捐獻”。高敏認識到這件事的意義，覺得有必要做下去。

　　“有人稱呼我為‘勸捐員’，我不是。我是‘協調員’。”高敏說，這兩個稱呼有本質不同，“協調員”是協助捐獻者的愛心落地，因為愛心和高尚人格不是“勸”來的，她也不會去勸。協調員是他們的朋友，有責任為愛心搭建一座橋梁，讓愛的種子落地、生根、發芽。

　　經常有捐獻者家屬因為猶豫不決錯失了捐獻器官的時機，有人不免埋怨高敏為什么不多勸勸他們。高敏說：“我尊重家屬的想法，提供所有的選項和一切協助，但絕不勸親人們做出選擇，因為愛是這項事業的唯一。”

　　■器官捐獻常識欠缺

　　家屬要求醫生盡一切手段挽回生命，等到親人真的連一點生命體征都沒有了，器官也衰竭了，已經錯過捐獻的時機

　　2010年廣東省器官捐獻剛起步時，全年廣東捐獻僅15例。今天，廣東遺體器官捐獻者人數連續6年居全國第一，占全國1/7以上，累計成功捐獻了心臟、肝臟、腎臟、肺臟、眼角膜等器官2850個，其中挽救終末期肝病患者約2800位。但是，與目前我國每年等待移植的約30萬病人相比，方佳麗表示壓力很大。她希望捐獻者越多越好，捐獻成功率越高越好。

　　公民自愿捐獻器官是我國器官獲取的唯一來源，并全部進入“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統一分配，系統將嚴格遵循器官分配政策，實行自動化器官匹配，以患者病情的緊急程度和供受體器官匹配的程度等國際公認醫學需要、指標對患者進行排序，通過技術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和監控人為因素的干擾。

　　“現在最令人焦急的是，傳統觀念和家屬醫學知識欠缺困擾著這項事業的發展。”方佳麗說，她遇到很多病例，家屬實際上有器官捐贈的心理準備，但病人陷入腦死亡狀態后，家屬不相信也無法接受親人的離開，還在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挽回生命，等到親人真的連一點生命體征都沒有了，器官也衰竭了，已經錯過捐獻的時機，這是最可惜的。在整個過程中，她不能有任何傾向性表達，這樣的例子占了很大比例。

　　“我曾經遇到多起基層醫院的醫生耽誤遺體器官捐獻的事。”高敏說，一個19歲的學生在打暑期工的時候心臟驟停，搶救16個小時后，家人認為可能無法挽回了，主動要求撥打深圳紅會捐獻電話咨詢捐獻器官事項，但醫生勸家屬說，還在搶救呢，器官捐獻要在病人死亡后才能進行。等到病人拔了插管，高敏才接到電話趕過來，死者所有的器官都已衰竭，只能進行眼角膜捐獻了。高敏說，當時心里很難受，不僅僅是為19歲的死者可惜，更為基層醫院缺乏必要的器官捐贈常識遺憾，“不是等完全沒有生命體征后才能啟動捐獻程序，基層醫院應該具備起碼的醫學常識和判斷能力。”（記者 李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