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傳詩，長期從事口腔修復工作，對口腔固定修復學有很高的造詣。她主持研究的“SDA-I型牙用中熔合金的研制及應用”“CW-PA型烤瓷Ni-Gr-Nb合金的研制及應用”研究，分別獲省和衛生部科技進步三等獎。1953年，從四川醫學院畢業僅3天的她便加入西藏昌都民族衛生大隊，一腔熱血投身西藏口腔衛生事業，為西藏醫療水平的提升作出開創性貢獻。曾任四川大學華西口腔修復學教研室主任，衛生部高等醫藥院校口腔醫學教材和《中國口腔醫學鑒》編委。

　　 【聽醫者講述】

　　 杜傳詩教授把青春都奉獻給了西藏口腔衛生事業，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盡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直到退休之后，依然堅持臨床帶教，繼續為中國口腔醫療事業發光發熱。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醫療衛生水平很低，很多偏遠地區都急需大量醫學人才去建立起基本醫療秩序。當時的我作為一名口腔醫學專業的學生，面對就業選擇，有著那個時代青年最樸素真摯的愿望——到缺醫少藥的邊遠地區去，到最困難的地方開花結果！

　　 1953年，從四川醫學院畢業后第3天，我帶著滿腔赤忱，毅然與我的先生胡允誠（杜傳詩的同班同學，華西口腔1953年畢業生，編者注）加入昌都民族衛生工作大隊，踏上了去西藏昌都的路。就這樣懷揣著堅定的信仰，我們一路顛沛到達昌都后，迅速投入到了昌都民族衛生工作大隊的工作中。

　　 昌都的生活條件非常惡劣，一切物資供應都是靠其他省份用汽車運輸，當地幾乎不生產農作物，為了保障前方筑路部隊的物資供應，運至昌都的生活物資就十分有限。衛生隊都集中在食堂吃飯，成天吃的都是各種干菜、咸肉和牦牛肉等，沒有新鮮蔬菜吃，水果更是想都別想，要想吃新鮮蔬菜就得自己墾荒自己種。于是，我們每天下午下班后，就背上勞動工具，抬著大糞走3、4里路到荒地開荒，再下20、30米的坡到河邊取水澆灌。到了秋收時節，意想不到的是收獲了一批圓根蘿卜、蓮花白和土豆等耐寒蔬菜。

　　 沒有電和自來水，醫療條件同樣十分艱苦。我們在20平方米只有一個窗戶的土房里開辟出了口腔科，室內相當黑暗，只有正對窗戶處有一絲光線，我們在僅有光線的地方，擺放了一臺自己設計制造的簡易“牙科治療椅”，從踩腳機開始，為廣大藏族民眾和進藏漢族干部治療口腔疾病。

　　 雖然那時藏族群眾看病及住院全部是免費的，但最初就診的人并不多。當我第一次使用局部麻醉進行無痛拔牙術時，患者感到很驚喜，站在窗外圍觀手術的藏族同胞們，不停地伸出大拇指稱贊“門巴（醫生）雅么（好）！雅么（好）！”

　　 后來，我們還逐步開展了對頜面部間隙感染、頜骨骨髓炎、頜骨骨折和唇裂病人的手術治療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療效果。醫好了病人，病人就相信你，相信共產黨，我感到很開心。雪域高原上，我們作為僅有的兩位口腔科醫生，得到了越來越多藏族同胞的信任與尊敬，有了越來越多的患者來看病。

　　 雖然語言不通，但藏族同胞們都特別真誠樸實。當時我分娩在即，為了不耽擱工作，便沒有回成都生產。高原氧氣稀薄，營養補給也跟不上，我便陷入了難產的困境，好多藏族婦女都自發地圍在病房的窗口默默流著眼淚，祈愿我平安生產。其中一個叫白瑪的病人，在得知我懷孕后，她提前半年把唯一的一只雞產的雞蛋一個一個存著，親手交到我的床頭，要我保養好身體。我后來打開發現大部分雞蛋都已變質，但內心還是陣陣暖意襲來，感動得熱淚盈眶，更加無悔于扎根這片高原的決定。

　　 1954年，新建的昌都地區人民醫院落成，口腔科告別了腳機，開始用電機操作，同時也調配來一位助產士和一位部隊衛生員學習、工作，我們由此開始了帶教生涯。

　　 為了講好業務課程，我們編寫教材，繪制教學圖，選留牙齒標本，用黃泥塑造下頜骨模型，同時也結合臨床，教學生們對常見口腔病的診斷治療方法和口腔修復工作。后來，原助產士被評為口腔科主治醫師，原衛生員被提升為口腔科醫師。

　　 衛生大隊陸陸續續還從基層選派了一些藏族青年參加初級衛生人員訓練班，為了持續壯大昌都地區的口腔醫療人才隊伍，我們同樣以帶徒弟的方法對他們進行口腔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努力為西藏留下更多的優秀口腔醫生。

　　 在這片雪域高原上，我們宣傳黨的政策、建立診室、診治病人、傳帶徒弟……為昌都地區口腔醫療衛生事業貢獻著我們的青春熱血。到了1957年年底，我回到了成都華西口腔工作，胡允誠則繼續留在了西藏昌都工作，夫婦二人異地相隔18年，直到1975年我們才在成都團聚。

　　 1996年退休之后，我希望能繼續為中國口腔醫療事業發光發熱，于是便指導一批又一批的學生上臨床、做科研，也參與指導自己學生的學生們的研究生論文答辯。在臨床帶教時，我常告誡學生要對病人耐心，要認真負責地給病人看病，不懂的就不能夠馬馬虎虎。

　　 我這一生都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下工作，作為祖國西部開發的先鋒隊員，我把青春奉獻給了西藏口腔衛生事業，為解除藏族同胞的口腔病痛盡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感到非常欣慰和光榮。

　　 （本報記者崔興毅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