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辦醫能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

　　審批手續互相“打架”、醫生非“自由人”、基本醫保難覆蓋……目前，社會辦醫往往遭遇各種政策“玻璃門”。近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支持社會力量提供多層次多樣化醫療服務的意見》，此舉能否緩解百姓“看病難”“看病貴”？

　　焦點一

　　簡化審批手續是否意味著降低辦醫門檻？

　　國辦印發的意見要求，簡化優化審批服務，積極推進一站受理、窗口服務、并聯審批，推廣網上審批。

　　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趙琨說，簡化優化審批服務并不是降低社會辦醫標準和門檻，而是要通過簡化審批流程，提高審批效率，來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支持和促進社會辦醫發展。

　　據中國非公醫療機構副會長兼秘書長郝德明介紹，截至2016年底，我國非公立醫院16004家，占整個醫療機構總數的55％，診療人次占比12.3％。與公立醫療機構相比，非公醫療機構服務總量不足公立醫療機構的五分之一，三級醫院僅有151家，整個行業仍處于小、弱、散醫療機構占主導。

　　深圳博德嘉聯醫生集團醫療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鋒說，醫療機構的審批需要工商、環保、稅務、消防的協同，各部門在審批管理中互為“前置審批”條件的現象屢見不鮮，審批手續互相“打架”，給社會辦醫帶來麻煩。

　　成都大觀醫院院長張鶴說，民營醫院發展面臨“大審批下小審批繁多”的現象，大審批有衛生、醫保、物價等審批，小審批包括衛生執業證下的業務技術審批等。比如，衛生行政部門審批了婦科診療業務，但是占婦科業務的30％到50％的計生業務還需要另行審批，耗時耗力。

　　在一些地方，簡化審批手續大大提高了社會辦醫的效率。四川省衛生計生委有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四川在行業準入、設備配置、醫保支持、土地劃撥、融資稅收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社會辦醫的政策，民營醫療機構從2011年的658家躍升到目前的1362家，占全省醫院總數的65.89％。

　　焦點二

　　民營醫療機構的醫生從哪里來？

　　意見提出加強人力資源保障。加強急需緊缺醫學專業人才培養、改革醫師執業注冊辦法等等，這些利好政策能否緩解社會辦醫人才緊缺的“燃眉之急”？

　　目前，民營醫院人才基本呈現“一老一小”的局面，以退休老專家和低學歷年輕人為主。成都醫生呂奉平從公立醫院辭職后，開設了14家“呂醫生”社區診所，共擁有100余名醫護人員。呂奉平說，最大的困擾是后備人才不足，尤其是難招到水平高的全科醫生。

　　趙琨認為，從激活現有人力資源存量活力的角度來看，實行醫師執業區域注冊和醫師多點執業，鼓勵醫師利用業余時間到更多的醫療機構開展醫療服務，是短期內有效解決社會辦醫療機構人力資源缺乏的有效途徑之一。

　　廣東省家庭醫生協會副會長吳育雄認為，目前醫院沒有去編制、社會化，醫生的醫保和養老還在第一個執業點。只有讓醫生成為“自由人”，保障福利社會化，才能有更多的醫生愿到基層開診所。

　　焦點三

　　社會辦醫如何保證服務質量？

　　記者在安徽、四川等地采訪了解到，數量多、規模小、服務量不足是當前社會辦醫面臨的實際問題。

　　以四川為例，從民營醫院的構成來看，綜合醫院有950所、中醫院有68所、專科醫院343所、護理院1所，大部分為一、二級醫院，三級醫院鳳毛麟角，還有很多是無等級醫院。四川省衛生計生委有關負責人說，目前民營醫院還集中在婦科、男科、肛腸、眼科、口腔等專科上，同質化機構較多，也埋下了惡性競爭的隱患。

　　郝德明說，經過近兩年的調研發現，非公立醫療行業內的兩個突出痛點，一個是社會信用問題，一個是服務能力問題。

　　意見提出加強全行業監管。政策能否有效保證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和醫療服務的安全有效？

　　趙琨認為，強化監督機構能力、優化監督方法等加強全行業監管的政策，有利于提高社會辦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安全性。

　　針對近年來出現的變相掛證申請、騙保、欺騙患者、過度醫療、貽誤病情等惡劣行為，業內人士建議建立嚴格的退出機制，以規范社會辦醫行為。“嚴格監管與退出機制的深度對接也是轉變政府職能、加強事中事后監管，促進社會辦醫守法誠信經營、規范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趙琨說。

　　郝德明、張鶴等認為，需要提高全行業的社會信用度、推進非公立醫院規范化管理水平和服務能力。建議加快建立行業內的黑名單制度，引入第三方評價機構，以評促建，打造一批技術精良、服務優質、管理規范的行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