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剛到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時，科主任是許英魁教授，他很嚴格，什么東西都問得很仔細，當時我有一個腦血管病的病人，出現了大小便失禁的癥狀。他問我原因，我說大概是盆腔脊髓控制得不好。他說不對，書上寫了腦子里有個地方叫旁中央小葉，這個地方受損害的話大小便就會失禁，你回去好好查查書。我當時還有怨氣，結果回去查書發現許大夫是對的。協和老教授學問就是大，后來我就一直跟著他查房。

此后，科室老主任派我去美國學習。當時美國和中國的精神科差別太大了，定義也不一樣。我舉個最普通的例子，遇到頭疼、頭暈、記性不好、夜里睡不好覺這類癥狀，我們中國通常給的診斷是神經衰弱。中國講究衰弱要補，所以我們開點補藥，患者吃了就高興，就覺得好多了。但是神經衰弱這些癥狀總會有，可能偶爾好點、偶爾壞點。美國人沒有神經衰弱這個病，他們看到類似癥狀就按照焦慮、抑郁治療，給患者吃抗抑郁藥，效果挺好。

這個跟文化觀念、歷史條件不同有關，跟醫學方面常識不同也有關系。我當時就在想，如果我在這兒學一套美國做法，回去是行不通的，但是如果就堅持原來的方式，那出來學習的意義又在哪兒？所以我想把美國的東西學回去，在國內加以改造，找到適合我們的發展路徑。那三年，我學的就是神經心理學還有藥理學，因為要解決臨床實際治療的問題。當時國外精神科方面的材料，哪怕是最基本的內容，我都收集整理起來，最后扛了兩大箱子書回來。

回國后，我們幾個人成立了一個心理學專業組，組里的成員會經常接到別的科的會診申請，碰到心理方面可能有問題的病人，我們就集中精力幫忙解決。尤其是碰到頭疼、失眠的病人，我要先了解對方有沒有情緒方面的問題，有沒有心理障礙。如果有的話，那可能就是焦慮、抑郁，就要從這方面治療，效果會好一些。而不要一遇到頭疼、失眠，就診斷是神經衰弱。有病人說，得病那么多年了，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通過我們這個組的會診才得以明確。

教學時，我也盡最大努力把了解的東西用最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我對學生的要求就是聽課要非常仔細，要聽進去。比如這條神經纖維從哪兒到哪兒，你得能背出來；這個肌肉從哪兒到哪兒，你也得能背出來，背不出來你念什么醫呢？該記的地方要記得很準確，醫學容不得半點馬虎，否則就出事兒了。

我不是什么大大夫，借《西氏內科學》上序言里面的四點內容，分享我從醫以來的一些感悟：

醫學是一門藝術。我剛看到時不理解，怎么醫學變成藝術？后來仔細想了想，確實如此。醫學要深入做的話，真的有點像藝術了，比如醫學美容要把一個普通人變漂亮，骨科要把骨折的腿修復好，這不是藝術是什么？

醫學是一門科學。這個我們一看就明白了，醫學里面有很多的“X”，代表沒有解決的問題，像我們神經科的“X”太多了。我經常說，我們一輩子能解決一個“X”就是大師了。所以這個我不用舉更多例子，年輕大夫一看就懂了。

醫生是一個職業。醫生是人，要生活，也要吃喝拉撒，也需要掙錢養活家里人。醫生不可能像神仙一樣把所有的病都看好，能做到的是盡量去救治。所以不要把醫生看成全能的，要多一些體諒。好多人都認為醫生就該什么都能看好，這是不對的。

一個臨床大夫必須陪在病人的床邊。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作為一名醫生應該在病人最需要你的時候陪在病人床旁，不管病人還能活多久，作為醫生陪在他旁邊就是一種慰藉。

我覺得這是年輕大夫應該做到的幾點，不要說做什么大醫生、小醫生，就做一名真正合格的醫生。（作者：李舜偉，系北京協和醫院神經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