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北京暴雨，百度外賣送貨員陳琦準時將午飯送達目的地。 　　新華社記者 陳 誠攝

　　1999年夏，一項名為“互聯網生存挑戰”的實驗在北京舉行。

　　根據挑戰規則，3天時間里，挑戰者需要待在酒店的封閉房間內，不得外出。包括日用品、食品在內的所有物品，都需要通過互聯網解決。

　　來自北京的挑戰者“雨聲”找到了訂餐網址并填好了訂單。不過，由于不會收發電子郵件，他無法對外賣餐廳發來的郵件進行確認，最終沒有通過考驗。

　　17年后回頭看，當時的場景確實有些“不可思議”。如今，人們的生活已逐漸“互聯網化”。便利的O2O（線上到線下）服務，更是讓“吃穿住行”從未有過的便利。

　　外賣，正是互聯網創造的一項新消費場景。各色服裝的外賣小哥穿行馬路、諸多外賣平臺站上資本風口、餐飲行業紛紛“觸網”……隨著“外賣熱”興起，一些新的社會話題也逐漸走入公眾視野。

　　叫外賣，又何嘗不是一次新的“互聯網生存挑戰”呢？

　　觀念之改

　　結婚3年，在北京工作的“85后”媒體人芳菲發現，小兩口做飯的機會越來越少，叫外賣的次數越來越多。“一來是因為工作忙，自己買菜做飯、刷鍋洗碗沒那個時間。二來外賣確實方便，隨叫隨到，價格上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圍。”芳菲說，身邊的同事大部分也以叫外賣“為生”。工作日的午餐，大家常常通過外賣平臺集體解決。

　　像芳菲這樣的“外賣族”可不是“稀有物種”。據美團點評數據研究院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中國外賣用戶已達1.5億人，外賣滲透率達21.1，半年增長率高達31.8%。

　　什么樣的人更愛叫外賣？數據顯示，外賣App在女性、35歲以下年輕人以及一二線經濟發達城市人群中廣受歡迎。從消費數量來看，超過七成的用戶外賣消費金額都處于20—50元的中等價位。

　　還有一些有趣的數據。據經緯創投與餓了么的調查顯示，24小時之中，午餐時段定外賣是“最強需求”。一周訂單的峰值則出現在周三，或許是職場人士完全適應了忙碌的工作狀態，工作效率和激情達到了最高。

　　外賣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從社會角度，專家認為，互聯網背景下的“懶人經濟”和“宅經濟”漸成聲勢，推動了互聯網餐飲行業的發展。而“80后”“90后”逐漸成為餐飲消費主力，年輕人的餐飲習慣的改變，使省時、高效、正規的外送服務逐漸進入消費者的視野。

　　在忙碌的環境下，人們正在追求飲食的便利化。因此，形式上簡單便利的外賣出現之后，節省了時間精力，也提供了更多的餐飲選擇。對餐飲從業者而言，成本降低了，效率提升了；對于消費者而言，吃飯便利了，消費成本也降低了。

　　不過，對不少年輕人來說，外賣的意義還不僅于此。在網站“知乎”上，就“未來社會，叫外賣會變得比自己做飯更常見嗎”一項話題，1600多名網友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現在一二線城市社會最低工資是15-20元/小時。如果做飯要花1個小時，那就不如花20塊錢吃一頓外賣來得合算。”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有人認為，把做飯交給更專業的人，可以讓社會更有效率。

　　“家庭本身也可以利用高科技，來降低做飯的成本，將所需時間和體力弱化。”從技術發展的角度，有人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未來自己做飯也不會太麻煩。

　　“用餐有情感交流的因素在內，家庭成員準備飯菜、共同用餐，是建立成員關系的重要環節。”從情感的角度，有人認為，再好吃的外賣，也抵不上親人做的家常菜。

　　如何衡量“吃”的效率與其中的情感成分？當叫外賣越來越尋常，自己做飯是否會成為一種奢侈？隨著人們生活方式的變化，外賣在未來還將帶來更新的社會問題。

　　“我希望的生活是‘菜在鍋里，我在床上’，現在卻成了‘我們在床上，外賣在路上’。不知道該高興還是苦笑。”芳菲說。

　　職業之變

　　凌晨1時，北京的氣溫已降至零下。送餐員小趙依然騎著摩托車、挎著紅色提箱，奔波在路上。

　　“晚上送餐雖然辛苦，但是不堵車，配送費用也高一些。”成為外賣騎手前，小趙四處輾轉打工。當了送餐員，收入還不錯，但這項工作對服務質量的要求特別高。“送餐時最怕把外賣弄灑了，或者耽誤了時間，這樣很可能遭到顧客差評。”小趙說，每次送完餐，他都會給顧客發條短信，提醒他們打個“五星好評”。

　　數據統計顯示，僅美團一家外賣平臺，目前在全國就有10萬名配送騎手，其中93%來自于異地，26歲以上騎手占80%，半數以上都已結婚生子。在北上廣深杭等城市工作的外賣騎手中，有九成每月會往家寄錢。其中北京和上海的騎手，每月寄回家的錢平均為3400元。在滿足自己日常生活需求的基礎上，多數配送員還能有一定結余供養家庭。

　　從宏觀而言，外賣優化了社會的資源配置；而從微觀而言，它改變了個體的生活方式。在外賣的服務鏈條中，配送員所扮演的角色相當重要。自10年間快遞配送井噴之后，外賣配送員也成了一個新興職業。有外媒稱，中國外賣送餐員象征著中國正在從一個專注于制造業的社會，轉型為一個受消費驅動的較富足的社會。送餐員也許不像他們的客戶那樣受益于中國的經濟崛起，但是他們在一個機會來去匆匆的國家確保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不過，外賣騎手也充滿風險和挑戰。其中之一便是惡劣的天氣。每逢刮風下雨，訂單量激增，外賣小哥常常沐風櫛雨，為顧客送餐。因此，有不少好心的用戶呼吁，天氣不好少叫外賣。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送餐是騎手的工作。惡劣天氣配送費用更高，刻意不叫外賣反倒讓送餐員少掙了錢。每逢惡劣天氣，這樣的討論時常見諸網絡。

　　“我們不喜歡這樣的天氣，但是這樣的天氣來臨時我們肯定會送餐。一方面這是我們賺錢的機會，另一方面也是我們的職業精神。”有外賣騎手表示。

　　也有的外賣騎手說，下雨時，也會遇到很多令自己感動的顧客。有的會在較近的地方自提，有的打著傘在樓下等待。

　　“從對待外賣小哥的態度上，我們也可以審視自己的立場與觀點。”有網友說。

　　監管之難

　　盡管便利，但目前網絡外賣訂餐服務仍有不少隱患。中國消費者協會日前發布的體驗式調查報告顯示，網絡外賣訂餐存在七大問題，其中包括異物等不符合衛生安全要求的情況；無資質商家在平臺線上登記，在線下無證經營；部分平臺未設訂單取消選項；平臺商家不主動提供正規發票等。

　　今年以來，全國多地對網絡訂餐平臺開展巡查和專項整治。10月1日實施的《網絡食品安全違法行為查處辦法》，與新食品安全法呼應，對網絡食品交易各方法律責任和義務進行了嚴格規定。

　　盡管如此，在新規之下，一些商家仍然以花樣翻新的造假伎倆逃避監管。據媒體報道，有的商家以店鋪實景圖片代替證照，有的以模糊證件蒙蔽消費者，有的許可證過期仍然照常營業。而此前曾多次被查處的實際地址與公示地址不相符的“幽靈餐館”、超范圍經營等問題依然存在。

　　外賣為何難管？事實上，網絡訂餐平臺對商家并非沒有治理能力，技術上也可以實現。但一些仍處于跑馬圈地狀態的訂餐平臺治理意愿不高，不愿付出較高成本進行資質審核和管理。

　　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認為，外賣這種新業態，在發展初期確實存在一定的監管難度。小小一盒外賣，涉及工信、食藥、衛生、工商、質監、商務等若干個監管部門，“業態邊界不清造成監管邊界不清，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監管效能。在目前法律法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各監管部門應建立協調機制，協同政策目標，關鍵是創新監管方式。

　　業內人士指出，從準入到送餐，外賣行業應該有一套完整的質量體系和行業標準。而對網絡訂餐平臺的監管，應該收緊審核關口，從源頭端過濾黑店。而這些工作有待相關部門聯合發力，更有待于網絡訂餐平臺和線下餐飲企業忠實履行安全責任和法律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