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春玲談“我眼中的健康中國”：中國健康事業將出現史無前例大發展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以普及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完善健康保障、建設健康環境、發展健康產業為重點，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打下堅實健康基礎。

為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人民日報社人民網以“我眼中的健康中國”為題，邀請大健康領域知名專家學者，暢談發展、建言獻策，積極助力健康中國建設。近日，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健康經濟及社會變革”項目中心主任盧春玲接受人民網專訪，向記者闡述了她眼中的健康中國。

哈佛大學醫學院“全球健康經濟及社會變革”項目中心主任盧春玲

人民網記者：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其原則之一就是健康優先，把健康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立足國情，將促進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實施的全過程，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實現健康與經濟社會良性協調發展。在戰略上，《綱要》強調落實預防為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減少疾病發生，強化早診斷、早治療、早康復，實現全民健康。對此，您是如何看待與評價的？

盧春玲主任：我感到這份綱要體現的一個中心思想是，健康是一個全方位的社會工程，其涵蓋的內容非常豐富，從衛生服務，到養生健身，從生活方式到環境治理、從食品藥品的監管到科技創新等等，涉及到衛生、教育、食品、環境、社會保障、勞動就業、法律、信息等諸多部門。其提出的目標非常宏大，如基本實現健康公平，主要健康指標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等等。大家知道，從今年開始，世界從千年發展目標時代邁入了可持續發展的年代。時間段為１５年，到2030年為止。聯合國發布了一系列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旨在以綜合方式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方面的發展問題，其中健康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核心部分，各國政府紛紛提出今后15年在健康方面可持續發展的規劃。作為指導今后１５年中國健康可持續發展的一份綱領性文件，我相信，隨著這份綱要的提出，會有一系列政策法規方案出臺，各種創新實踐會非常令人期待。這份綱要如果得到有效的貫徹實施，中國的健康事業將會出現史無前例的大發展。

人民網記者：中國的醫改致力于解決“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在您看來，這一問題是“中國特色”還是“國際共性”？

盧春玲主任：這應該是我們這個國際大家庭的共性問題。看看我們這個大家庭的各個成員，無論是發達的OECD國家，還是經濟發展比較快的金磚國家，還是世界上最窮地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兄弟國家，都面臨著這兩個問題。

以美國來看，醫療是美國社會很糾結的話題。他們是世界上人均衛生支出最多的國家，但人均壽命在OECD國家是最低的。衛生體制存在著各種問題，百姓仍有很多不滿意，比如醫療費用過高等。一個研究顯示，在美國，破產家庭中50%是因為支付醫療費用。北歐國家社會福利做的比較好，但也存在醫療的供需矛盾， 看病需要等待時間較長，民眾也會抱怨看病難。所以，無論貧富，沒有哪個國家可以說已經徹底解決了看病難、看病貴。

我覺得，看病難、看病貴對世界各國都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隨著各種措施和努力，有些國家會解決的比較好，這個問題會不斷得到改善，但只要疾病存在，只要衛生服務仍然是一種商品，供求關系的矛盾就會存在，這個問題就很難徹底、一勞永逸地解決消滅。

人民網記者：在推行醫改方面，您認為中國面臨怎樣特殊的國情，哪些措施是可以體現出“中國特色”的？

盧春玲主任：從國際經驗看，醫改能否成功，關鍵是政府政治意愿有多強，執行力有多迅速有效。就這方面來看，我們的一個非常大的優勢就是我們現行的政治體制。中國的政治體制可以保證我們的政策執行的長期性、可持續性和穩定性。它可以迅速有力地在宏觀上進行多部門通力合作，動員全國上下，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集中社會各種資源辦大事、辦好事。這是我們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長處，也是我一直對中國醫改成果比較樂觀的原因。因為，歷史的經驗已經體現了這一點。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中國過去幾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的保障下取得的。

從全球視角看各個國家的醫改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政策的產生和實施，在一些國家，由于政治體制問題，要經歷很多周折。例如，美國關于老年人提供健保計劃，想法產生于1930年大蕭條之后，從1945年杜魯門總統正式提出，經過肯尼迪總統的努力，再到約翰遜總統1965年批準生效，歷時20年。這樣的效率，受害者是老年人和他們的家庭。

而且有些方案，即使通過了、執行了，也可能因為黨派的更迭而短命。比如說，奧巴馬醫改迄今為止已經六年，無論在理念、設計和技術等方面，都充滿爭議。美國大選后，醫改是否能夠繼續，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如果被廢除，而沒有更好方案替代，那不僅是這個項目的失敗，也是這個政治體制在促進全民健康方面的失敗。

從中國新一輪的醫改來看，自2009年開始，短期內達到醫療保險人均覆蓋90%以上，這就是一個得到國際社會認可的巨大成就，也充分顯示了中國雄厚的政治體制方面的優勢。當然，不可否認，在前進的路途中，還有許多問題不斷涌現，中國的醫改如同中國的發展一樣，仍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作為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它的成功不僅取決于政府方面強烈的意愿和投資，更需要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參與和支持。

人民網記者：新醫改推行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如取消藥品加成，促進分級診療，實現基本醫保全覆蓋，進而推行大病醫保，放開醫生多點執業，鼓勵社會資本進入等，您認為這其中有哪些亮點？

盧春玲主任：應該說這些都是亮點，比如大病醫保，要實現健康中國的綱要規劃中提出的健康公平目標，一個重要的條件是，降低由疾病導致的災難性支出。研究顯示，大病醫保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法。從相關研究來看，中國家庭災難性支出的比列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是有上升的趨勢，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對大病醫保的效果進行追蹤研究，看它是否對降低中國家庭災難性支出的比例有顯著作用。

另一個方面， 一個好的政策產生以后，并不能自動保證得到有效的執行，需要強有力監管和科學評估，需要及時發現問題，及時提出修改對策，并及時評估對策的作用。比如，鼓勵社會資本參與，在落實的過程中，具體問題是怎么參與，參與到那些領域，參與到什么程度，等等，這些都不是靠發一兩個文件就可以解決的，政府監管角色應該制度化、長期化。我感到高興的是，中國的反腐敗不斷深入，會為這些政策的有效實施提供比較良好的行政環境。

而且，這些措施的出臺，還需要配套措施。例如，取消藥品加成，可以降低醫療費用，緩解看病貴的問題，但同時，公立醫院如果仍然必須靠自己養活自己，那這塊利潤從何處補上？我看到的一些研究數據，在一些醫院，醫藥雖然分開了，藥價下來了，但體檢費用卻上升了。政府是否應繼續在醫務人員待遇上加大投入呢？與此同時，政府還應該積極推動公立醫院管理和運行體制改革，促其減少浪費，提高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

人民網記者：目前國內健康服務供給總體不足，人們需求卻不斷增長。您認為，在衛生服務可及性（可獲得性與公平性）方面，國外有哪些好的經驗做法值得借鑒？

盧春玲主任：從國際經驗來看，我想，首先是社會對衛生服務的屬性達成共識。這個目標明確了，相關的決策就有了基礎。回顧西方國家現代衛生制度發展歷史，對衛生服務的屬性的認識也是經歷了一個不斷爭論的過程。隨著大量的科學研究，一個共識是：衛生服務的內容決定了它是一種“社會商品”，屬于社會管理的范疇，而不能完全由市場來決定。政府在為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公共商品”上的主導作用不可替代。中國醫改的方向應該牢牢把握住這個基本思路。

既然衛生服務是一種社會商品，那么政府在衛生體系的主要角色就應該體現出來。從國際經驗來看，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衛生體系，衛生支出應最少占政府總支出的15%。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中國在過去幾年的比例一直維持在10%左右，人均政府衛生支出在2014年是234美元，低于同地區國家的平均值。這種投入規模與綱要提出要實現的目標是不相稱的。

政府的意愿和加大對衛生投入是醫改成功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把衛生服務、健康生活方式的觀念等送到千家萬戶，需要建立以預防為主的衛生服務體系。在這一點，我們歷史上有不少好的經驗，例如，赤腳醫生在當時的經濟發展條件下就是一個行之有效傳遞途徑。這個經驗現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貧困國家已經是遍地開花， 而且內容更加豐富。例如，印度在訓練貧困鄉村地區青年成為社區衛生工作人員時，將心理健康和社會支持納入教程。盧旺達的社區衛生工作人員在走家串戶時，同時宣傳健康飲食，并在鄉鎮衛生所設立示范廚房和菜園，等等。通過在貧困地區大力推廣社區工作者，我們可以將教育、衛生和就業綜合起來，將醫療衛生服務納入社區管理，成為貧困地區基層建設的切入點，并可以緩解當地的青年就業。從衛生服務傳遞路徑上來說，這種方法改變了傳統的“人找服務（病人找醫生）”的方式，而形成“服務到人”的新的管理理念，以保證貧困弱勢群體獲得應有的服務。 （王宇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