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醫者講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深入研究傳導性耳聾和耳硬化癥，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與內分泌科、神經外科一起書寫“垂體瘤”手術切除的奇跡。他首創的懸雍垂腭咽成型術，讓睡眠呼吸暫停病人“舒服地自由呼吸”。他成功研制了國產單通道人工耳蝸，在國內首先開展人工耳蝸植入術，讓全聾病人從無聲世界重回有聲世界……作為我國著名的耳鼻咽喉科專家，王直中始終以事業為樂，樂在其中。

王直中教授學識淵博、睿智風趣，采訪中時常談起他對當下熱點問題的看法。他對病人的愛是發自肺腑的，他反復強調，醫生要一身正氣、全心全意對病人，始終把病人放在首位。

1946年，我考到了同濟大學醫學院。教耳鼻喉學的李寶實老師對我影響很大，他為人很好，講課很有意思，加上耳鼻咽喉學的內容很豐富，往上可以到顱底、垂體，往下到口咽部，還可以到耳咽管，所以當時我想，以后我也要當耳鼻喉大夫。

畢業分配要填志愿，三個志愿我都填了協和，就是下定決心要來協和。1951年9月，我正式到協和工作。

耳鼻喉科初創時期，醫生耳、鼻、喉三方面的疾病都看，比較全面。在我做科主任的17年間，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人工耳蝸，二是喉癌病人的發聲重建，三是垂體瘤。

到耳鼻喉科我先做的是喉，那時候喉癌很多。慢慢我發現，一部分喉癌病人可以只把半喉切除，這樣還保留一個聲帶，經過發聲重建，聲音還可以出來。中耳炎我也研究了一段時間，搞鼓室成形術。由這個開始，我又搞了人工耳蝸，從耳結構一直搞到耳神經。

20世紀70年代，我和醫科院基礎所的陳仁塙一起研究人工耳蝸，有一點成果，原理其實就是把一個助聽器放在聾人的耳朵里，他就聽見了。但我們研究的裝置有點大，術后耳朵旁邊容易留下傷口，所以第一例病人做完后，因為不習慣，就要求拔掉了。

最開始做人工耳蝸，病人不少，我們說做完以后可能只聽見聲響，聽不到說話聲，有些病人就放棄了。但其實在當時，能聽見聲音就很了不起了。我們先在成年人身上做，結果發現效果并不好，因為成人的神經細胞退化得太厲害。對比后發現，小孩的神經細胞還是活躍的，于是研究重點就慢慢地轉移到小孩身上去了。先對聾啞兒童進行測聽，檢查他們的聽神經殘留多少，然后根據聽神經的情況安裝分離式的人工耳蝸。

當時的人工耳蝸貼在耳朵外邊，一直震蕩，實際上就是把一個共鳴器放在耳朵那兒，因為耳聾的人聽覺神經還在，如果安裝了振動器，調整好頻率，就可以聽見聲音。后來就是埋植型的，埋在骨頭上，增加骨傳導。再后來，就是在骨頭上打釘子，釘子上加個助聽器，各種各樣的人工耳蝸就都出來了。所以說，幫助聾人改善聽力，還是大有可為的。

由于要做耳聾的研究，就要知道耳聾的發病率是多少，所以我們到聾啞學校去，看看聾啞兒童到底有多少，也參加他們的教學活動，各方面都了解一下。另外，我們還進行了家庭走訪，主要是北京地區的調查。后來，上海、廣州等地也參照北京的方式進行了調查。最后發現，受傳染病、環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中國的聾啞發病率比國外高得多。另外，一些先天性疾病得不到及時治療，也是致聾的重要原因。我們把這些數據向相關管理部門匯報后，也成為衛生部門工作的一個參考。后來，全國還成立了一個聾啞學會。在擔任中華醫學會耳鼻喉頭頸外科分會主任委員期間，我們搞學會活動、國際交流，還在各省市間舉辦學術會議、指導工作。當時每年至少要開一次全國的耳鼻喉科學術大會，通過全國大會的帶動，各地區的學術會議也熱鬧起來。這樣一來，中國耳鼻喉科的學術水平就整體提高了。

由于耳鼻喉科的患者比較特殊，有的說話說不清楚，有的聽不見你說話，還有很多時候是家屬來幫病人說話，所以醫生得加倍努力讓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我總強調，對病人不要有偏見，要耐心地跟他們說話。我認為，對于醫生的培養，最重要的還是醫德。協和的辦院理念是要待病人如親人，要看一個大夫有沒有前途，就看他對病人的態度。如果病人一進門跌了一跤，你上去扶一下，那是好大夫；如果看病人穿戴不好，從心里看不上病人，那說明醫德有問題。我對學生也是這么要求的，學醫首先要全心全意對病人，一個醫生好不好，任何時候都會表現出來。有一次查房，科里一位年輕大夫跟在后面，我看他嘴巴一動一動的，就問他在吃什么，結果是在嚼口香糖。我說，查房為什么吃口香糖？他答不上來，說他錯了。我說對，你就是錯了，查房的時候吃口香糖，說明你心不在焉，那你不必查房了，到門口待著去吧。我這樣糾正了他的錯誤，其他人看到他被懲罰，以后就沒人敢在查房時吃口香糖了。

我認為，醫療、教學和研究要三合一。搞醫療不搞研究，那醫療就沒基礎了；搞醫療、搞研究但不搞教學，那就后繼無人。所以要把這三方面都搞好，其中醫療是最重要的。醫生還是要把病看好，要看病，就必須多讀書，不鉆研是不行的。英文書、德文書，要看原版，所以一個醫生的外語必須好，有了掌握語言的能力，才能進入開放的世界。此外，醫生要一身正氣，否則歪風邪氣就來了。如果一個年輕醫生能在吃飯的時候還忘不了病人，那就差不多了。

（本報記者田雅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