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陽醫院胸外科值班醫生胡曉星在辦公室讀片，了解患者病情進展。 　　本報記者 邱超奕攝

　　夜幕降臨，當大多數人進入夢鄉時，醫院的燈光卻從未熄滅。有一群白衣天使被稱為“生命的守夜人”。在病房里，他們嘔心瀝血，用無私的大愛幫助患者解除病痛；在搶救室，他們爭分奪秒，用精湛的醫術戰勝死神的威脅。他們日夜操勞，護佑著生命的尊嚴。作為人民健康的忠誠衛士，他們經歷過怎樣的生死時速？承擔著哪些繁重的工作？日前，記者走近幾家醫院的醫生，觀察和記錄了他們的夜班狀態。

　　搶救不分早晚

　　病人必須第一時間得到治療，這與白天黑夜無關。無論多晚，都得盡快處理病情，夜班搶救就是與時間賽跑

　　急診科是解放軍總醫院最繁忙的科室之一，賈立靜是科里僅有的兩位女醫生之一。

　　8月28日晚18點48分，一位62歲的患者被救護車送進解放軍總醫院急診重癥搶救區。“沒有呼吸、心跳驟停、失去意識、小便失禁、瞳孔擴散，判斷為心源性猝死。”主治醫師賈立靜明白，老人的情況非常危險，“半只腳已經踏進了鬼門關”。

　　這天晚上賈立靜值夜班，她是急診重癥搶救區的夜班組長。

　　“你先按壓做心肺復蘇，你快上除顫儀，你來上呼吸機！”幾位護士圍在患者身旁，賈立靜指揮搶救，沉穩果斷，有條不紊。

　　19點10分，賈立靜撥通會診專用電話。“幫我呼叫心內科，急診搶救區有人心源性猝死，需要會診。”在會診醫生趕來的空當，賈立靜與患者家屬談話，告知病情進展。

　　19點49分，經過緊急治療，患者心跳恢復正常。“暫時把他救回來了，但腦功能的情況還需要后續觀察。”賈立靜說。

　　21點10分，賈立靜擰開保溫杯，喝了上夜班后的第一口水。

　　當晚零點前，賈立靜又接連救治了多位患者：一位腎功能不全患者，一位風濕性心臟病患者，一位腦梗和一位心梗患者，一位帕金森患者，一位急性膽囊炎患者，一位嘔血患者，一位車禍外傷患者，一位結腸癌肝轉移腹痛患者……

　　8月30日21點30分，北京協和醫院內科樓二層，內科住院總醫師趙丹青的辦公室里，安靜得只聽見鼠標聲。

　　21點32分，一陣手機鈴聲突然響起。“趙大夫，內分泌病房有位甲亢患者晚上7點胸痛，半小時后自行消退，剛才又胸痛，我們打了點止疼藥，但無法判斷她是否有生命危險，需要您來會診。”來自病房的值班醫生說。

　　“好的，馬上到。”趙丹青起身趕往病房。他找來患者病歷，攤開一堆繁雜的體檢報告，開始一一甄別危險征兆。“重度甲亢患者由于高動力狀態可繼發心肌病變，或合并房顫。患者出現胸痛、低氧，沒有心衰臨床表現，可能很難用單純甲亢心臟受累解釋。胸痛癥狀不特異，難以一下子確診，所以需積極排查肺栓塞、主動脈夾層、冠心病等其他危重癥。但是，目前患者沒有這些疾病的征象。建議加強對癥治療，密切觀察。”

　　趙丹青看完患者，已是22點40分。“有時內科病房看起來不像外科那樣忙，但要摸清內科患者的病情，往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

　　8月31日20點32分，胡曉星提著一盒氣管鏡出現在北京朝陽醫院住院部一樓，他是該院胸外科主治醫師。“兩小時前，我接到全院急會診，說重癥加強護理病房有一位高齡孕產婦身患侵襲性葡萄胎，這種腫瘤在患者身上發生了肺轉移，引起大咯血。我趕緊過去檢查咯血情況，清理了氣道內出血，并實施一些氣管鏡下操作，目前出血已經止住了。”

　　胡曉星來到八樓胸外科病房，這是他當天值夜班的地方。病房門口有兩位找他看CT造影的患者，他又拿起片子走進辦公室。辦公室桌上，擺著幾盒打開的飯菜——蒜薹炒肉、辣子雞、干鍋花菜，只是早已涼了。

　　晚上21點40分，胡曉星摘下口罩，終于吃上了晚飯。“病人必須第一時間得到治療，這與白天黑夜無關。無論多晚，我們都得盡快處理病情，夜班搶救就是與時間賽跑。”胡曉星邊吃邊說。

　　挑戰體力極限

　　白天醫院監護力度強，突發情況相對容易被發現。晚上人手少，但突發病情不會減少，特別考驗夜班醫生的應急處置能力

　　“不是每個夜班都令人難忘，但每個夜班都有許多故事。”10年前，賈立靜從解放軍醫學院急診專業研究生畢業后，一直在解放軍總醫院急診科工作。

　　急診搶救區固定配有22張床，但到了凌晨，經常會加到近40張。每天離開和新來的患者，加起來約有80人，這個接診量在北京各大醫院里也名列前茅。

　　由于能吃苦、不怕累，賈立靜被同事們稱為“女漢子”。她說：“在大家的想象中，急診夜班好像全是爭分奪秒地救人，但其實除了搶救，還要做很多‘看不見’的工作。”

　　賈立靜介紹，夜班醫生首先要填寫患者治療醫囑單，告訴值班護士不同患者的治療方案，并根據電子系統中的提示，叮囑沒有執行醫囑的護士及時執行。最重要的是，夜班醫生要整理新到患者的病歷。賈立靜每個夜班平均要整理20份病歷。

　　在急診科，病人多、病情重、搶救多，對夜班醫生體力也提出了不小的挑戰。前幾年上班，賈立靜經常幫忙抬重癥患者，導致兩次椎間盤突出。去年春節的一個冬夜，她一晚上連續搶救了6名心梗患者，“那天夜班真的非常緊張，我忙到第二天中午才走，結果一上出租車就累得睡著了。”

　　“記得8月15日，我有兩臺手術，做到下午4點，然后參加了幾場會診，回到辦公室就晚上8點了。我在病房和幾位次日要手術的患者及家屬談完話，之后開始審核病歷，一直看到11點。由于要做科研，我還查了會兒文獻，到夜里12點就準備休息一下。”胡曉星說，但凌晨4點多，急診打來電話，說有位工人被工地重物砸傷，需要胸外科大夫去看。胡曉星趕過去一看，第一反應就是必須馬上手術。“患者左側創傷性膈疝，縱膈移位，胃、心臟等器官都脫離了原本位置，情況非常危險！”他一邊立即匯報上級醫生說明手術需要，一邊打電話給住院總值班室騰出床位，同時和患者單位溝通辦理入院手續，并通知手術室、麻醉科做好相關準備。

　　次日早上9點，手術才成功結束。9點半，胡曉星又準時趕到門診部接診，直到下午4點半他才下班離開。“走在路上，我感覺整個人都暈得快飄起來了。”

　　在協和醫院，總住院醫師一般早上8點就接班，一直要守到次日上午，時長往往超過24個小時。

　　“協和醫院自建院以來就實行總住院醫師制度，采取24小時負責制。接班后，我上午要去轉所有的內科病房，包括血液科、感染科、普內科、老年科、心內科、風濕免疫科、呼吸內科、消化內科、腎內科等，聽取不同病房醫生的病情報告，并對病情危重的患者制定后續診療計劃，11個病房轉完至少要2個小時。”趙丹青說。

　　8月30日下午，協和醫院有個心肺復蘇培訓，趙丹青先去參加完培訓，晚飯后回到辦公室，開始整理當天內科夜班團隊名單。他把各團隊醫生的聯系方式抄在小本上，方便隨時呼叫。晚上，趙丹青又轉了一圈病房，然后開始整理新住院患者病歷。趙丹青說，每個夜班，他都會把病歷中的要點摘抄到筆記本上，次日向查房主任匯報。上夜班短短一個月，他的病歷筆記已經抄寫了兩大本。

　　住院樓的夜晚有時并不寧靜。有一天，趙丹青正抄著病歷，突然急診呼叫會診，當他趕去救治完一位心臟病患者和一位消化道出血患者，已是深夜1點半。等他剛回到辦公室，電話再次響起，病房里有位患者突然出現心律失常和低血壓，他趕忙又去急救，直到凌晨4點多，患者才恢復正常。

　　“夜里聽到鈴聲就會心頭一緊。”趙丹青說，夜班醫生在確保患者生命安全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白天醫院監護力度強，突發情況相對容易被發現。晚上人手少，但突發病情不會減少，特別考驗夜班醫生的應急處置能力。”

　　再苦也不退縮

　　面對誤解或失敗，有時也覺得心里很苦，但治病救人的信念始終沒有磨滅

　　胡曉星成長在一個醫生家庭，當年高考報學校，一本3個志愿，二本3個志愿，他全都填寫的是醫學院。

　　“我就想通過醫術，為患者解除病痛。”胡曉星喜歡外科，是因為當外科醫生切掉病灶后，往往能給患者身體帶來直觀的改善，這讓他非常有成就感。胡曉星坦言，從醫7年多，自己也遭遇過患者和同行的質疑，甚至他本人也懷疑過自己。“面對誤解或失敗，有時也覺得心里很苦，但治病救人的信念始終沒有磨滅。”

　　“我相信問題總能解決，患者的病痛一時解決不了，我就去學習、請教，不斷提高醫技水平，努力戰勝疾病。”胡曉星說，自己很幸運身處一個團結友愛的集體，“前輩們在行醫、學術和人品上都為我作出了表率，給了我上進的力量，這使我從未在挫折中退縮過，而是充滿激情。”

　　趙丹青說，母親覺得當醫生太辛苦，起初并不支持他學醫。“但我對醫學一直懷有興趣，后來考取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在這片學術熱土，我找到了追尋已久的科學精神。”

　　“上周末我下了夜班，聽說醫院有場學術研討會，還專門跑去聽完，下午才回家。”趙丹青說。有時在病房碰到難以明確病因的患者，他和同事會廢寢忘食地討論。“在協和醫院有最好的專家，也有最多的疑難雜癥。每個協和人都懷著真誠的科學態度，不斷嘗試攻克醫學難題，想早日為重癥患者帶來希望。”

　　“我從小身體弱，經常去醫院，跟醫生打交道多了，就很崇拜他們。小時候我就想，長大學醫至少能幫到自己。”賈立靜說。不過，到急診科上班后，她雖然天天勸親友們少熬夜、按時吃飯，自己卻因為工作忙碌做不到。

　　“我相信，任何急診搶救醫生都愿意盡最大努力把人救活，這是我們的本心，也是我們的理想。”賈立靜說。她曾為了救人痛哭過。5年前，有個2歲小孩因為誤食桂圓卡住氣道，幾小時后被送至醫院，已經全身發紫，賈立靜等人雖全力搶救，最終還是沒能挽回生命。看著絕望的母親抱著孩子癱坐在地，在場的醫護人員紛紛落淚。

　　8月29日早晨7點半，解放軍總醫院急診科召開各區交班會議，賈立靜在會上介紹了夜班情況，叮囑有幾位患者需要多加注意。散會后，她回到搶救區，接著向白班醫生逐床交代病情。

　　上午9點40分，夜班交接完成。“今天還算挺早。”賈立靜長舒一口氣。過去這16個小時里，她身處搶救一線，沒吃晚飯，也沒顧上吃早飯。

　　《 人民日報 》（ 2018年10月12日 1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