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療人次低 民營醫院如何擺脫尷尬境遇

　　滿足公眾多元化的醫療服務需求，這原本是醫改啟動之初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的主要期待之一。但國家衛計委提供的一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6月，全國醫院總診療人次達15.7億人次，其中民營醫院僅有1.9億人次，公立醫院高達13.8億人次。

　　民營醫院在中國發展20余年，截至2016年6月，其數量多達15303家，超過了公立醫院2000多家，但其診療人次卻不足公立醫院的15%，緣何民營醫院陷入如此尷尬境遇？

　　制定獎懲措施 化解信任危機

　　事實上，“民營醫院”是一個沿用已久但并非規范的說法。在我國現有的醫療體制中，醫療機構有“公立”和“非公立”兩類，后者的投資主體既有境外資本，也有國內社會資本。“民營醫院”就是指那些由國內社會資本投資的非公立醫院。

　　中國醫院協會民營分會常務副會長趙淳認為，誠信問題是造成民營醫院陷入尷尬境遇的原因之一。

　　從事民營醫院行業管理工作近20年的他，見證了我國民營醫院的一路發展，也看到了問題所在。“中國民營醫院的門檻太低。歐美和日本對于資本進入醫院有著嚴格限制，他們會考慮資本來源是否有原罪，因為這直接影響醫院未來的誠信以及存活周期，但國內卻無人顧慮。”趙淳認為。

　　趙淳指出，以飽受詬病的莆田系為例，他們靠張貼小廣告假稱治愈性病等手段獲得的“第一桶金”，幾乎決定了他們的初心是為了賺錢，所以等他們的數量號稱占據民營醫院的“半壁江山”后，勢必會影響整個民營醫院的口碑。“當前民營醫院缺失的是一種精神。”

　　“這種精神缺失導致了整個行業的信任危機，最終出現了患者不信任、行業不認可、政府不放心的行業現狀。”作為一家民營醫院的掌門人、京東譽美腎病醫院院長郭華偉指出。

　　健康服務業發展改革聯盟執行主席田佑中則認為，行業監管不夠也導致了民營醫院違規成本過低，并間接造成了全行業的信任危機。

　　對民營醫院的監管，趙淳介紹，國內目前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門監管和行業組織規范引導，雖然魏澤西事件后有所加強，但總體還是存在監管過松的問題。“應該制定一些規范，一旦不法醫院觸碰騙保、坑蒙患者等‘紅線’，就應嚴懲甚至撤銷其經營權，以示懲戒。”

　　不但要對不法民營醫院嚴懲，還要對規范執業的誠信民營醫院進行大力宣傳和褒獎，這樣就可以對中間的大多數民營醫院有所懲戒或引導。這也是趙淳所說的“抓兩頭、帶中間”的監管方式。他介紹，最近幾天協會正在依據國家衛計委管理醫院的相關大數據，對各地民營醫院協會推介的400多家民營醫院進行以誠信自律為主要內容的行業評價。這項評選工作已經開展了十余年，每兩年評選一次，這也是我國民營醫院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項自律活動。

　　打造合作平臺 突破人才困境

　　不但要面對信任危機，絕大多數民營醫院還面臨著人才困境。

　　“對于任何醫院，人才都是核心要素。”郭華偉指出，公立醫院由于具備天然優勢，可能沒有民營醫院體悟得深刻。

　　她所說的天然優勢，就是公立大醫院的職稱評定、學術氛圍、科研優勢等待遇，而這些對于一名醫療技術人才來說，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公立大醫院對人才的“虹吸”現象，讓民營醫院人才隊伍一直十分局促。

　　如何緩解這種現狀？趙淳希望，政府能從促進民營醫院生存發展的角度出發，將醫務人員多地點執業的政策落到實處，逐步讓醫務人員由“單位人”向“社會人”轉變，為民營醫院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此外，民營醫院大多奉行拿來主義，缺乏人才儲備觀念。田佑中指出，不少醫院陷入“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惡性循環。相當數量民營醫院把培訓僅僅作為成本而非長遠投資，具有被動性、臨時性和片面性。他建議，可以和科研、臨床水平較高的醫學院或醫院密切合作，依托他們的平臺為醫院選拔吸引人才提供機會。

　　不僅如此，郭華偉認為，民營醫院還要用醫院文化和制度留住人才，可以采取合作伙伴的方式，同時根據他們的實際情況為其職業生涯提供發展支持。

　　給予政策扶持 保障后續發展

　　“在醫保、稅收、購置設備、醫療定價等方面，民營醫院仍遭受歧視的‘玻璃墻’待遇。”趙淳指出，既然民營醫院具有“準生證”，就應該對其后續的發展給予政策扶持。

　　據趙淳介紹，醫改以來，我國相繼制定了《關于促進健康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醫療機構設置規劃指導原則（2016—2020年）》等政策，這些政策將社會辦醫納入相關規劃，按照一定比例為社會辦醫預留床位和大型設備等資源配置空間，對民營醫院的未來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他舉例說，政策規定優先設置審批社會力量舉辦的非營利性、資源稀缺的專科醫療機構，對于當前我國急缺兒科、康復和精神科的情況下，就可以鼓勵社會辦醫進行有益補充，這無疑對患者是有利的。

　　但在政策扶持方面，專家們同時指出，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應該放開醫師利用業余時間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執業或開設工作室；加大政府購買服務的力度，支持保險業投資或設立醫療機構，推動非公立醫療機構向高水平、規模化方向發展等。

　　（光明日報記者 金振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