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場所應配有除顫器: 有效提高急救成功率

首都機場里的AED設備操作十分簡單，只要插上插座就可以使用。

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的病逝，引發了對于公共場所增設急救設備AED（自動體外除顫器）的大討論。

6月29日晚上7點40分左右，34歲的金波在北京地鐵6號線呼家樓站的站臺上突然暈倒，并失去了意識。雖然多名乘客施救，但由于現場沒有專業的急救設備AED可用，50多分鐘后急救人員到場時，金波已經不幸去世。

這一事件發生后，引發了公眾對于公共場所內配置急救設備的大討論。多位急救專家表示，如果地鐵站內配有AED設備，金波被搶救過來的成功率將會大大增加。金波妻子的哥哥鄧飛，在事發后開始多方呼吁、募集資金，推動在地鐵等公共場所配置AED。

鄧飛說：“看上去，我們是在救他人，但其實，我們是在救自己�！�

好心但不專業的救援

走在路上，遇到暈倒或摔倒的人，扶還是不扶，救還是不救？這曾經是個社會性的問題。在這一次的“金波事件”中，路人沒有猶豫。

現場視頻顯示，兩位素不相識的女士蹲下身，為金波做了心肺復蘇，一位外國女醫生也參與到急救中。三位女士雖然沒有救活金波，但她們的義舉贏得了廣泛贊許。

這一次，“扶還是不扶”的道德問題不存在了，卻面臨了技術問題。北京急救中心資深專家賈大成在看過了現場視頻后認為，三位女士伸出援手值得稱贊，但在急救技術上卻存在缺陷。

賈大成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胸外按壓的深度不夠、次數過快、沒有堅持，這是三位施救女士做得不夠的地方。他說，胸外按壓以按下去5至6厘米為宜，但當時按壓后的胸部起伏不夠。胸外按壓應在每分鐘100次至120次，但從視頻估計，當時的按壓每分鐘達到了130多次，已經過快。最后一點，就是沒有堅持做胸外按壓，施救者曾停下按壓，討論下一步怎么辦。

美國心臟協會急救培訓導師、廣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急診科主治醫師王西富，也贊同賈大成的看法。王西富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救還是不救，不僅是一個道德問題，更是一個技術問題。

不過，賈大成認為，不必對三位施救女士苛責。因為在那種條件下，只有AED才能真的救命。賈大成說，在實際對猝死者施救中，大概80%至90%的成功案例，都是靠自動除顫器救活的。持續、正確心肺復蘇的徒手操作，只能為等來AED或專業急救人員贏得時間，很難僅僅通過心肺復蘇的徒手操作把人救活。

AED，似乎就成了一個繞不開的詞。

地鐵急救的系統性缺失

AED是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的縮寫，就是“自動體外除顫器”�？瓷先ジ呱�，其實這是一個“傻瓜級”設備。賈大成說，AED就是給普通民眾用的。急診室里，都用專業的手動除顫器。

什么時候使用AED呢？賈大成給出了“心肺復蘇四步法”。如果在路上遇到暈倒的人，第一步，檢查意識。拍打肩膀，看是否有反應。如果有反應，有呼吸，就擺放“穩定側臥位”，讓他側躺，避免舌頭、嘔吐物等堵住呼吸，等待急救車到來。

第二步，如果沒有反應且沒有呼吸，或僅有瀕死喘息，就立刻撥打120急救電話。第三步，開始做胸外按壓。讓患者仰臥，在胸部乳頭連線中點開始按壓，深度為5厘米至6厘米，頻率為每分鐘100次至120次�？梢酝瑫r配合人工呼吸，也可以單純胸外按壓。按壓的同時，就要做第四步，請他人盡快取來AED設備，并連接使用。整個搶救過程，一定要及時、正確、堅持。

賈大成認為，在此次金波病故的事件中，前面三步盡管操作不太規范，但是都做到了，唯獨欠缺了第四步的AED設備。

王西富回憶了一個急救成功案例。北京朝陽醫院的唐子人醫生，曾在美國圣地亞哥公園施救外國老太太。在唐醫生持續的胸外按壓十分鐘后，公園工作人員取來了AED。唐醫生的施救固然重要，但最終的成功還是取決于公園配備的AED。王西富說，如果沒有公園的AED，無論唐醫生多么努力地按壓，那位外國老太太存活的幾率也很低。

因此，地鐵等公共場所配備AED，才是至關重要的。但目前，除了首都機場外，北京的公共場所里幾乎都沒有配備AED。對此，王西富概括為“金波之死，折射了北京地鐵急救系統性缺失”。

“趨近于零”的AED

不僅是北京地鐵，國內大量的公共場所里，都沒有配備AED。賈大成提供了一組數據，每10萬人配有AED的數量：日本393.7臺、美國198.9臺、澳大利亞44.5臺、英國25.6臺、德國17.6臺。他曾考察日本的AED設備，地鐵、火車站、消防車、警車、寫字樓、健身房等公共場所幾乎都有。

上述的數據中沒有中國。賈大成解釋說，中國每10萬人的AED數量，“趨近于零�！�

即使在一些已經裝配AED的公共場所，使用率也很不理想。曾有專家表示，國內公共場所的AED使用率，也是趨近于零。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已經配有AED設備。但此前，設備箱一直被鎖著。如果要使用，就要先找機場工作人員。這顯然耽誤了急救的時間。2015年8月16日，301醫院脊柱外科主任張永剛在首都國際機場突發心臟驟停死亡。機場雖有AED，卻沒有及時使用。本周，本報記者再次探訪首都機場。發現航站樓的所有AED設備都不再上鎖，可以隨意取用。

其實，AED并不高深，使用方法是“傻瓜式”，本來就是給普通民眾用的。賈大成說，AED在接通電源后，有明確的語音提示操作。只要按照儀器上的圖示貼好電極片，把插頭插入插座，之后就不需要再接觸患者和儀器。儀器可以自動分析病人心率、自行充電。并且，AED會自動判斷患者的身體情況，如果判斷患者不需要除顫，AED就不會充電工作。

賈大成等人建議，應該盡快在公共場所、人流密集的地點裝配AED設備。對于具體的數量，賈大成說，應該以取得AED的時間來計算。施救者跑步3分鐘以內能取到AED的距離，就是合理的。

仍有一些問題有待解決。王西富說，在國外，醫務人員、受過培訓的人士或是雖未接觸過AED但對此有些了解的普通人都可以操作。但在國內，AED屬于醫療器械范疇，應由醫務人員使用。

回歸到道德問題

雖然在技術上已無風險，但即使我們的身邊遍布AED，眼看著有人暈倒，我們敢不敢取下AED用在患者身上呢？救還是不救？這從技術問題，又回歸到了道德問題。愿不愿意用、會不會用之后，更關鍵的還是敢不敢用。

鄧飛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已經開始聯合律師組織，為施救志愿者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他也在聯合保險公司，開發一種特別保險，為敗訴時就志愿者承擔可能的資金賠償。

“就算肋骨壓斷了，也比不做按壓好。”賈大成總結說，救人不僅需要技術、體力，也需要智慧、勇氣。王西富也贊同這種觀點。不過，他更希望能從制度上、法律上為施救志愿者提供保障。

在國外，有一個著名的《好撒瑪利亞人法》，包含了免責原則：對于陌生人對受傷者進行緊急醫療搶救中出現的失誤，給予責任上的赦免，對于造成的傷害不需要負法律責任。

王西富說，目前我國還沒有全國性的施救者免責條款，但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地方法規中，已經有類似的內容出現。每年的“兩會”上，眾多的醫療專家、法律專家也在倡導。他希望，我國能盡快出臺全國性的相關法律，用以保護善意的施救者。（圖文/北京晚報記者李嘉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