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力，等于活動力，也等于社交力。

然而，當手機讓社交半徑越來越短，當電子產品成為聚焦視力的主陣地，當孩子的活動時間被升學壓力擠占到所剩無幾……不堪重負的眼睛，所面臨的一系列視覺健康威脅，暴露無遺。

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團隊針對國民視覺健康做的大樣本研究《國民視覺健康報告》白皮書日前發布，展現了我國國民視覺狀況的沉甸甸現實：

數據顯示，國民普遍存在各種程度的視力缺陷，主要是屈光不正(包括近視、遠視及散光)和老視。屈光不正人群已達4.8億~5.3億，而40歲以上未矯正的老視患病率占67.85%，已達3.7億。

綜上兩類龐大人群，“看不清”已成約9億人的新“國病”。

看不清楚，擊中老小一大片

中國眼鏡協會視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秦英瑞是中國最早一批驗光師，圈里公認的驗光泰斗。上世紀八十年代，他所在的老國企北京大明眼鏡店，每天來驗光配鏡的有100多位，當時全北京眼鏡店僅有四家。“全算下來，一天也就配400多個”。到如今，北京城里眼鏡店近兩千家，北京眼鏡協會統計每天配鏡量約20萬副。秦英瑞在一線三十多年，見證了配鏡大軍的幾何式增長。

眼鏡店配鏡無法散瞳，然而在可散瞳的北京同仁醫院，同樣的變化也幾乎大同小異。

北京同仁醫院驗光配鏡中心總經理呂燕云給出的數據是，2015年同仁醫院全年共檢查驗光34.2萬人次，其中50%左右都是青少年。“尤其最近一些年，增長更快，甚至有五六歲便出現重度近視的情況。”

官方數據也印證了這一結果。李玲教授團隊的調查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5歲以上屈光不正的患病率為38.63%~42.72%，且超過90%以上的屈光不正是近視，近視人數在4.37億~4.87億之間。

可謂三人行，必有一近視。

在這組數據中，龐大的近視人群也頗具年齡特征，明顯近視低齡化。青少年近視人數最多， 6~15歲平均近視率達到46.64%。

同近視這種看遠看不清相比，還有一種近處看不清也很普遍，即老視，也就是常說的老花眼。這種眼睛老化過程中產生的視力問題，幾乎是人到老年的“標配”。手里的報紙，拿得越遠看得越清，看一會眼睛就疲勞，這些很明顯的老花眼表現。“如果視物不到半小時就難以堅持，就該驗光戴老花鏡，越早越好”。秦英瑞說。但很多人不以為然。

《國民視覺健康報告》中的數據顯示，我國40歲以上的人口中，未矯正的老視患病率達到67.85%，人數約為3.7億，接近總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因城鄉差異和教育水平的差距，越是高齡老人、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未矯正的老花眼比率越高。

李玲教授感慨，以前我們國家關于視力的衛生政策重點在于“脫盲”，著力于改善沙眼、白內障等嚴重視力缺陷，解決“看不見”的問題，然而時過境遷，看不清的問題一直被忽視，且越來越嚴重。

小近視和老花眼，已成為看不清人群中的兩大主力軍。

看得越來越近，傷得越來越深

李玲教授曾拍下一張北京地鐵站內的乘客照片，狹小的車廂內，人手一部手機全神貫注。晃動的車廂，眼睛不斷調焦距適應閱讀需要，眼睛會受到嚴重傷害，大家卻全然不覺。

這是現代環境對成人視力傷害的一個典型縮影。

居住空間的不斷縮小，電子產品的普及，以往放眼遠望是常態，如今相對注目約定俗成，用眼負擔越來越重。尤其孩子更突出。用眼高峰期小升初、初升高期間，屈光不正患病率快速上升就凸顯了視力犧牲的尷尬——10~13歲屈光不正患病率翻了一倍。

視力的“前途”和發展的“前途”成為橫亙在中國家長面前的兩難之選。

北京大學體育教研部人文體育研究中心主任董進霞對此深有感觸。她曾推廣一個課題，通過計算機游戲軟件跟運動相結合，來提高兒童的認知能力，包括對多動癥兒童的干預。但中美兩國家長對此反映天壤之別。

“美國家長更愿意使用計算機軟件。然而中國的家長對計算機非常反感。”董進霞告訴健康時報記者，家長頗為抱怨，“孩子視力已經很差了，別再看電腦了，更何況也沒時間運動。”而美國并不會有此擔憂，孩子們的運動時間遠多于中國。

事實上，把孩子的視力解放出來，放歸到自然與運動中，能最有效地預防和控制近視發生。

秦英瑞曾接觸過一位頗有魄力的家長。孩子剛配鏡時已是600度近視，每年增200度。家長擔憂，索性讓孩子休學一年去了內蒙古。出門便是一望無際的碧綠草原，孩子放風箏、騎馬，前所未有得放松。一年后，視力控制得沒有任何惡化。

秦英瑞說，“盡管休學并非是最好的解決之道，但至少讓我們認識到戶外活動確實能夠幫助改善視力。”

董進霞對此也頗為認同。她認為，具體到不同的運動項目，對視力的緩解作用也有區別。北京工業大學體育部曾對百余名小學生做研究，比照長跑、乒乓球、籃球對改善視力的影響，效果最好的是乒乓球。乒乓球的運動速度很快，高低遠近都在不斷變化，讓眼睛要不斷收縮放松，對調光及焦距會起到一定的影響。

驗光配鏡不簡單，行業規范有些亂

用眼過度、運動量不足……這些微觀層面的影響固然是視覺缺陷的直接誘因，然而從整體層面來說，在李玲教授看來，無論是公共教育、預防保健還是視光行業等方面，與全民視覺健康的客觀需求都相差甚遠。

比如，當近視和老視一旦形成，正確的矯正可控制其發展。然而公眾對視力矯正存在認知誤區、視光行業混亂、不規范的配鏡流程對視力惡化推波助瀾。

在英、法等發達國家，提供視覺健康服務是遵循30體系配置。即驗光師(optometrists)、配鏡師(opticians)、眼科醫生(ophthalmic medical practitioners)。其中，驗光師占有重要地位，需要具備包括眼球結構、光學知識、成像規律等“眼視光學”專業所有知識，從事驗光的專業人員需要考取博士學位并通過執照考試。美國現有驗光師3.3萬人。(據美國《麥克米蘭健康百科全書》)。

但相比國內，目前僅有四十所學校開展三年制眼視光技術專科教育，全年畢業生不足3000人，每兩百萬人中有不足一名驗光師，而需要配鏡矯正視力人群早已過億。專業驗光師人才不足，加之職業資格管理較為寬松、缺乏規范，導致大量無資質人員流入行業。

于是，我們更常見的是售貨員和驗光師身兼一職，“免費驗光”與“立等可取”成為引人招牌。至于驗光師有無資質，技術怎樣，無從知曉。有銷售性質的驗光師無法確保驗光結果的準確性，而缺乏驗光常識的顧客覺得幾分鐘完成驗光也并無不妥。

但是，近視或者老花，遠不是簡單立等可取一副眼鏡的事。

秦英瑞曾接待過一個小伙子，剛從某不正規眼鏡店配了200度的近視鏡不到四天，回來找他。“剛配上效果挺好，現在戴著咋感覺走路暈了呢?”秦英瑞一查，眼皮鼓鼓的，頂著個包，很明顯的散粒腫。再一問，剛配鏡時這包比現在還厲害。秦英瑞讓他先去眼科治散粒腫。消退后再重新驗光，根本無需配鏡了。

原來，起初散粒腫把眼球壓扁了，軸距拉長，形成了假近視。驗光師單純配鏡沒有做檢查，根據當時的情況定了度數。事實上，散粒腫消退后，視力會恢復，應再及時根據情況調整配鏡。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驗光師其實應該是半個眼科醫生。”秦英瑞如此定位。

此外，驗光的流程也并不簡單快速。標準流程下，驗光師需要至少40分鐘才能給出一項科學合理的配鏡處方。完整的流程基本有四個步驟：了解年齡、用眼習慣、視力情況等基本信息;查看角膜、晶體等有無病變;屈光能力測量;根據初步驗光結果試戴并調整度數。作為資深驗光配鏡師，秦英瑞個人總結的驗光配鏡流程甚至細化到21個步驟。

這絕非輕松的幾分鐘立等可取就能搞定。青少年配鏡需先散瞳，老人的花鏡也絕不簡單是買個批量生產適配度數。一個保守的解決方法是，找眼科醫生檢查視力狀況，再到正規眼鏡店驗光配鏡，避免視力狀況快速惡化。

國家出手救近視，新加坡率先做示范

無論是無法阻擋的老視，還是急劇發展的近視，當看不清問題已成為國民通病，解決更需社會多方協力。李玲教授認為，應從“整體的視覺健康”理念出發，從決策、規劃、操作、配套等方面推動視覺健康公共政策制定的轉變。

在此方面，新加坡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21世紀初，新加坡7歲兒童的近視率超過20%，超過70%的大學生需要佩戴眼鏡。同國內一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新加坡對近視的重視程度不高，甚至認為戴眼鏡與學習刻苦等同相連。

嚴峻形勢下，新加坡做出了果斷轉變。為此建立了一個關于近視的多部門委員會，預防和控制的同時，規劃相關研究。

2001年，新加坡開始在各學校中開展“視力保健項目”，為青少年開展視力普查健康教育、建立近視檔案，并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包括加強學校視力監測獲得科學證據;嚴格監管沒有顯著療效的商業近視儀器;為學生提供更多的課外活動等。需要強調的是，戶外活動作為青少年近視預防的主要項目，同時也是控制肥胖的主要措施。

十年后，控制效果出現了驚人轉變。2011年，新加坡衛生部長基于六年的調查數據宣布，青少年近視率下降了5%，這是新加坡建國以來兒童近視率首次下降。

“國際經驗其實給我們提供了很好得借鑒參考。”李玲教授表示，國民視覺健康，已不再是治盲的問題，而是如何看得更清楚更舒適。在決策層面上，建立國民視覺健康決策體系，以解決誰為國民視覺健康負責、從哪些方面來負責、為誰負責、循證決策。在規劃層面，以實現整體的視覺健康為目標，堅持預防為主、防治結合。在操作層面，將視覺健康保障與醫療衛生政策銜接。在配套落實層面，建立配套機制確保國民視覺健康服務。（健康時報記者 井 超 吳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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