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不少國外學者而言，以電影為代表的影像媒介，是觀察中國醫學人文的一扇窗口。這一視角既新穎，也富有啟發性。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教授裴開瑞，長期致力于華語電影研究與健康人文領域的跨學科探索。在他看來，影像媒介在呈現社會創傷、推動健康傳播等議題上具有獨特價值。那么，中國與西方的醫學人文發展有何不同？電影又在健康傳播與社會情緒調節中扮演著什么角色？我們圍繞這些問題與他展開了對話。

　　通過中國老電影學習普通話

　　問：作為華語電影研究專家，能否請您談談選擇華語電影作為畢生事業的初衷？

　　裴開瑞：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在英國北部的利茲大學學習中文。那時學校在普通話聽力教學上面臨一些困難——在英華人多來自香港，通行粵語而非普通話；我們很難去中國深造，中國大陸也極少有人出國交流，自然也沒有孔子學院這類機構。于是，利茲大學的老師就用中國老電影來教標準普通話，這成了我接觸新中國電影的起點。

　　在課堂上看這些中國電影，和我過去的觀影經驗完全不同。這種文化沖擊促使我將它定為畢業論文的主題。

　　問：是什么讓您把研究興趣從電影擴展到健康人文領域？這樣的跨學科探索有什么意義？

　　裴開瑞：簡單說，倫敦大學學院教授羅維前的邀請是一個重要契機。當時“健康人文”和“醫學人文”都還是新興領域，我特別關注影視媒介如何能既解釋不同文化對身體與健康的理解差異，又能借此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健康、采取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影視不僅是講“故事”或傳遞“信息”的載體，更超越了簡單的“反映”或“再現”，實際上參與著觀念建構與醫療實踐的動態過程。我認為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電影與中國醫學人文》書中艾爾米妮婭·科盧奇與蘇珊·麥克多諾撰寫的章節。那項研究通過邀請墨爾本不同文化社群成員創作影像日記，探討如何介入多元文化群體的心理健康問題。研究本來只是為了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傳遞信息，卻意外發現創作影像日記的過程對參與者產生了積極的治療作用——幫助他們重新獲得對疾病的主體感和掌控力。

　　健康傳播主體轉向用戶生成內容

　　問：您如何看待中國電影在醫療、健康與福祉相關領域的發展？

　　裴開瑞：說來也巧，利茲大學曾用《枯木逢春》作為聽力教材，這讓我早在學會用普通話問路之前，就已經熟悉了“蝸牛”“血吸蟲病”這些詞。現在回想，那部電影讓我意識到，在計劃經濟時期，整個電影產業實際上是國家教育工程的一部分，功能覆蓋醫療衛生等多個層面。

　　而當代中國電影創作已轉向市場經濟體系，電影管理機制也不同于計劃經濟時期。在這樣的環境下，我認為并不存在專門針對醫療、健康和福祉的電影類型。

　　那我們該如何評價涉及這些主題的電影呢？應該看它們揭示當代中國熱點健康議題的有效程度——比如《我不是藥神》對高價進口藥可及性的探討；或者看它們是否像《枯木逢春》那樣，能起到傳播醫學健康知識的作用。這兩種評價角度本身就會導向很不一樣的結論。

　　問：國際影壇在醫學—健康—福祉主題的電影創作與批評方面，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實踐經驗？

　　裴開瑞：我很難直接回答這個問題，部分原因在于，我并不認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故事片通常是以促進健康為目標而制作的。更常見的是，各類題材多樣、內容難以預測的電影，在無意中提供了大量關于健康與福祉的信息。

　　當然，用科教短片普及健康知識的歷史很長，如今短視頻平臺也充滿了健康類短視頻。隨著這種變化，傳播的主體已從國家主導轉向用戶生成內容。

　　除了不同文化在醫療實踐、健康觀念和使用這類應用的意愿上存在差異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各國之間差異很大，那就是對社交媒體的監管，即如何防止虛假信息傳播。我希望這些平臺能被視為出版機構，對平臺上允許發布的內容承擔責任。

　　中西方醫學人文建設皆具重要價值

　　問：您如何理解“電影是治愈的藝術”？

　　裴開瑞：我的理解是，電影可以成為緩解社會創傷的空間。電影作為大眾媒介，能將陌生觀眾聚集在同一物理空間，形成所謂“陌生人的親密感”，這正是其發揮這一功能的獨特載體。我寫博士論文時還沒有從健康人文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因為那時這個學科尚未形成。但現在或許可以從這個視角重新審視那項研究，將其理解為一種關于創傷與療愈的探討。

　　我當時研究的是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涌現的一批故事片，共80多部。這些電影聚焦于社會創傷經歷，并試圖為這些經歷重新賦予意義。這些影片充滿情感，這提醒我們，故事片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它們從不只是傳遞信息，同時也喚起各種情緒體驗。

　　問：您如何看待電影在醫學健康敘事中的獨特價值？相比文學、戲劇等其他藝術形式，電影在呈現醫學健康議題時有哪些優勢？

　　裴開瑞：電影通過激發群體情感共鳴產生獨特效果。如果想讓觀眾體會一個家庭無力承擔救命藥費的困境，《我不是藥神》的影像力量遠勝過媒體報道。如果要揭示問題的深層機制，故事片所能提供的時空維度也是短視頻無法比擬的。

　　當然，如果需要統計分析，電影就無能為力了——每種媒介形式都有其優劣。

　　從教育角度看，電影具有展示與解說的優勢，傳達效率遠高于閱讀操作手冊。互聯網教學視頻的流行就是明證。每當我遇到電腦操作問題——這是常事——搜索教學視頻，幾秒鐘就能解決。這種視聽傳播模式在解釋服藥方法等醫療知識時同樣高效。但如何監管錯誤信息的傳播，也是我們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

　　問：中國醫學人文與世界其他地區在學理上是否存在差異？

　　裴開瑞：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醫學人文學院——北京大學醫學人文學院。中國醫學人文學科的起源與西方健康人文學科的起源有本質不同。西方健康人文是在人文學科中發展起來的，匯聚了具有人文背景的學者，主要從事醫學思想史等研究；中國醫學人文則始于醫學院系與臨床機構，著力應對醫療體制市場化轉型中出現的一系列實際問題。

　　當然，中西方醫學人文或健康人文建設都具有重要價值，二者相輔相成。因此我期待未來出現更多跨學科、跨國界的學術合作與項目。

　　問：您認為電影藝術與醫學人文的跨學科發展前景如何？

　　裴開瑞：我雖然沒有預知未來的水晶球，但堅信兩者之間的互動富有成效、潛力巨大。動態影像與屏幕媒介已深深滲透進當代生活。因此，這要求我們既要理解它們如何影響健康，也要探索它們如何促進健康、優化醫療體系的潛力，更要通過分析媒介內容，深刻把握當今社會的普遍觀念乃至意識形態。要實現這些目標，必須開展更多的跨學科研究，整合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多領域的學術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