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周

北京市民王鑫的女兒再次發燒、咳嗽，但正常掛號掛不上。情急之下，王鑫在某社交平臺發布求助帖，很快就有自稱“陪診師”的人私信他，“可以幫忙掛號今日××醫院”“掛號服務費500元”。這讓王鑫很疑惑，“陪診師”提供的掛號服務和“黃牛”到底有何區別？據《法治日報》報道，陪診師本來是為滿足一些特定人群在醫院就診時的陪伴需求而興起的職業，但一些陪診師正在悄悄變味兒——以陪診之名，行營銷之實，倒賣醫師就診號源，擾亂醫療秩序。

陪診師是陪伴病人在醫院就診的服務人員，服務對象多為老人、孕婦、殘障人士等特殊人群。作為服務產業迅速發展條件下出現的一種新服務業態，陪診師較好滿足了部分患者的就診需求，愈發受到歡迎。可以預見，隨著老人、孕婦、殘障人士到醫院就診需求的持續增長，陪診服務必將迎來更好的發展前景。

然而，作為一種新型職業，陪診師也因發展初期規范的缺失而出現一些亂象，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便是部分陪診師忘卻了本分，當起了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黃牛”。雖然不少陪診師沒有像“號販子”那樣牟取暴利，加價的金額不大，但這種行為本質上幾乎與“號販子”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無異，不僅擾亂就醫秩序，還挑戰人們在獲得醫療服務上的公平權利，其危害不容小覷，必須“零容忍”。

陪診師搖身變為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黃牛”，雖然直接源于見利忘義的歪念，以及誠信自律意識的缺失，但關鍵還在于陪診師這一新型職業缺乏必要的剛性約束。目前，我國尚未將陪診師納入職業目錄，整個行業缺乏制度規范和準入標準。如此不但導致陪診師準入門檻低，統一、專業的管理規范缺乏，也讓陪診服務的邊界客觀存在灰色地帶。尤其是陪診師的法律地位不明確和權利義務的不清，讓部分唯利是圖的陪診師在缺乏足夠法律責任壓力的情況下，當起了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黃牛”。

嚴防陪診師成為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黃牛”，需要綜合施策。相關部門應通過引導和督促構建行業自律規范、加大失信懲戒等方式，不斷喚醒陪診師內心的規則意識，把守住“不當倒賣醫師就診號源‘黃牛’”的底線，作為捍衛職業素養、增強規則意識的行動自覺。

陪診師守住“不當倒賣醫師就診號源‘黃牛’”的底線，也需要外部的“擠壓效應”。相關部門應針對一些客觀存在的法律短板，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陪診服務行業的法律地位和監管要求，就資質審查、實名認證、規章制度、服務類別、服務流程、服務內容等依法進行規范，以此建立健全行業標準和行為規范，切實堵住陪診師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監管漏洞，推動陪診服務行業健康發展。

“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不讓陪診師蛻變為倒賣醫師就診號源的“黃牛”，既是維護醫療市場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陪診服務行業健康發展的必然抉擇。只有堅持綜合施策，把解決當前問題的治標之舉和解決長遠問題的治本之策結合起來，才能實現治理的良性循環，讓陪診師在法律、自律和社會責任的共同引領下，牢牢守住基本的職業道德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