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養老需求是一個“棗核型”結構，處于棗核中部的老年群體，數量最多，處境也最為尷尬。其根本原因是針對普通老年群體的普惠型養老服務有效供給不足。推動普惠養老發展，一方面要強調對普惠服務能力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發揮作用。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中國式養老難題，是社會關注度較高的一個話題。特別是人口老齡化與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相伴隨，又疊加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使得當下的養老問題變得格外復雜嚴峻。

前不久發布的《“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明確提出，“十四五”時期推動全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格局初步形成，但這似乎并沒有從根本上打消人們對未來養老問題的焦慮，畢竟從文字規劃到真正落地還存在著諸多不確定因素。總體看，短期內解決好養老服務“買不到、買不起、買不好、買不安心”的問題，并非易事。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基數大、發展快，“未富先老”“未備先老”的特點，讓中國養老服務的供需矛盾更為突出。有數據顯示，發達國家是在人均GDP達到5000美元至10000美元時才進入老齡化階段，而我國則在人均GDP僅為1000美元時就已進入，這意味著，無論是養老資金的投入還是基礎設施的供給，均滿足不了人口老齡化的需求。

對中國的養老需求進行分析，不難發現這是一個“棗核型”結構，位于兩端的分別是富裕人群和困難人群：富裕人群的高端養老需求，可通過市場化方式解決；困難人群的養老需求，可以由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加以兜底。恰恰是處于棗核中部的老年群體，數量最多，處境也最為尷尬——高端養老院住不起，低端養老院不愿住，公辦養老院則需要很長的排隊周期。

之所以出現上述情形，根本原因仍是養老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特別是針對普通老年群體的普惠型養老服務方面，供給缺口更是龐大。對此，有關部門早在2019年初就啟動了“城企聯動普惠養老專項行動”，當年下達中央預算內資金14億元，新增養老床位7萬張。從數字上看，力度不可謂不大，但平攤到億萬級老年人口這個“分母”上，顯然有些力不從心。

普惠養老能否真正破解中國民眾的養老焦慮，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從發展方向上看，決策層很重視，市場也有呼應。2021年11月發布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大力發展普惠型養老服務，促進資源均衡配置”；《“十四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服務體系規劃》強調，“要織牢兜底性養老服務網，同時擴大普惠型養老服務覆蓋面”，這些都為推廣普惠養老夯實了基礎。

與財政兜底的基本養老、完全市場化的高端養老相比，普惠養老更加強調構建一種面向社會大眾、主要依靠市場供給且由政策引導的養老服務體系。它通過對養老服務價格的合理引導，最大程度地滿足普通老年群體的養老需求。同時，普惠養老的另一大著力點是對社區養老服務機構的扶持培育。比如，通過運營家庭養老床位，將服務延伸至家庭；又如，推動鄉鎮、街道層面的區域養老服務中心與社區機構功能互補，共同構建“一刻鐘”居家養老服務圈等。

要看到，僅靠公共財政唱“獨角戲”，難以解決普惠養老的資金缺口。受回報周期長、回報率偏低等因素影響，普惠養老項目往往并不被產業資本青睞，而國內普惠養老金融市場也剛剛起步，尚未形成成熟的商業模式。在此背景下，推動普惠養老發展，一方面要格外強調對普惠服務能力的建設，另一方面要積極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發揮作用，努力在優質服務和合理價格之間尋求最大公約數。（顧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