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疾病焦慮障礙患者的親友，當患者又開始反復抱怨他們的“癥狀”時，比較好的選擇是忽視他們的抱怨和擔憂，撤銷曾給予的特殊關照。這種應對措施看似冷漠，但實則能中斷癥狀惡化的負向循環。當患者反復抱怨和擔憂，卻不再能獲得外在強化后，癥狀理論上會隨之消退。

眼下，不少企事業單位組織員工進行年度體檢。不過，對于有些員工來說，即便體檢報告顯示無異常，他們也沒法安心，總覺得自己身體有毛病，一定要去醫院再好好檢查一番才放心。“疑心病”這個詞，似乎是對這類人最貼切的描述。

那么，在心理學上怎么看待“疑心病”？“疑心病”又為何會出現？若身邊人有了“疑心病”我們又該如何有效規勸呢？

“疑心病”學名“疾病焦慮障礙”

從臨床表現上來看，人們口中的“疑心病”，最接近于心理學上的“疾病焦慮障礙”。罹患該障礙的人，深陷自己可能患有某種嚴重疾病的焦慮和恐懼之中。出于對身體健康的擔憂，他們經常會輾轉各大醫院，進行詳細檢查，可檢查均表明：他們沒有任何形式的器質性病變。

不過，即便有了醫院的診斷，他們仍認為自己有“病”，只不過由于診斷儀器不夠精密或醫生的疏漏導致癥狀未被查出。一次無恙的檢查結果，只能令他們獲得短暫的安寧，但不消數日，他們就又會要求復診。

值得強調的是，患者并非是在假裝有病，他們主觀上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對于可能罹患致死性疾病的恐懼也是真實的。只不過，這并非一種生理上的疼痛，而是心理上的。若外人對他們的痛苦表示質疑，往往會招來他們的激烈反駁。

癥狀產生由多種因素造成

在疾病焦慮障礙患者的腦成像研究中，科學家們發現相較于正常個體，這類患者對于自身生理感覺或軀體不適的感受性比較高，而這主要是由于他們的前腦島和前扣帶回腦區被激活，從而導致他們能更敏銳地感受到身體的細微變化，并對此產生過度關注。

除了生理層面的敏感性外，在認知層面，這類人對于軀體信號的災難化解釋，是促使癥狀產生的直接因素。認知行為理論認為，人們對自身體驗的解釋會直接影響認知。例如，大量運動后，我們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一般人可能將這種體驗解釋為“有點兒累了”，不會喚起強烈的情緒反應；可若換作疾病焦慮障礙的患者，他們可能就會覺得“自己身體素質變差了”“心臟病要發作了”，進而引發強烈的焦慮和恐懼情緒，促使血壓升高，甚至使本來微弱的疼痛感變強。

家族病史研究顯示，患者的這種災難化解釋傾向，很可能繼承自原生家庭。換句話說，他們的撫養者很可能也是該障礙的潛在患者，以至于孩子無意中模仿了父母的思維方式和不健康行為。此外，由于過分關心自身病癥，導致這些父母經常會忽略孩子的情感需要。時間一長，孩子就會發現唯一能獲得關心的途徑就是“生病”。因此，他們習慣于用身體上的不適來表達情緒，而這種童年時期的生存策略延續到了成人時期。

綜合來說，生理層面的易感性、認知層面的災難化傾向以及家族中的心理遺傳性……多重因素的疊加，使得身體哪怕有一點點的不適，都會使患者覺得要遭受滅頂之災。

“冷漠”療法可減輕癥狀

罹患疾病焦慮障礙的人往往敏感多疑、固執且謹小慎微，因此說服他們接受心理治療絕非易事。

行為主義心理學認為，疾病焦慮障礙能夠維持，很大程度上是持續受到了周邊環境的強化。童年時期，孩子患病時父母給予的特殊關注充當了“強化物”。而當長大成人后，提供特殊關注的對象，就可能轉變為了醫生和親友。由于體質上的敏感性，加上他們習慣于夸張表述癥狀，這就使得醫生傾向開出更強效的藥物，也促使患者接受了更多診斷檢查。而這很可能使他們間接獲得了，來自職場和親友的大量同情，甚至是免除了生活上本應承擔的許多責任。換句話說，周邊人的關心，不僅沒有減輕癥狀，反而強化了他們反復求醫的不良行為。

因此，作為疾病焦慮障礙患者的親友，當患者又開始反復抱怨他們的“癥狀”時，比較好的選擇是忽視他們的抱怨和擔憂，撤銷曾給予的特殊關照。這種應對措施看似冷漠，但實則能中斷癥狀惡化的負向循環。當患者反復抱怨和擔憂，卻不再能獲得外在強化后，癥狀理論上會隨之消退。

與此同時，應持續對患者的建設性行為和正向品質給予“鼓勵”，反復關注他們身上有價值的部分。久而久之，患者很可能會放棄低效的“癥狀”，轉而通過主動幫助他人，這種更加積極的方式來獲得周邊人的接納和認可。

（祝杰 國家三級心理咨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