罹患癌癥，人的情緒往往會經歷這么幾個階段：先是猶如挨了當頭一棒，恐懼、緊張、焦慮交織；然后不能接受，否認事實；接著是感到委屈，懊悔不節制的生活習慣；最終在家人朋友的鼓勵下，振作精神，積極配合治療。

　　在這個過程中，來自家人的關心和支持格外重要。病人會感到孤獨，尤其面對癌癥的時候，更加需要親人的護持和幫助。這樣，規范治療的良好效果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

　　誤診痔瘡

　　卻是直腸癌的晚期

　　父親確診那天是2020年6月11日，病理報告上寫著直腸腺癌。

　　之前的一天，當我看著腸鏡診斷報告上“直腸Ca”的時候，還心存一絲僥幸，或許病理能翻盤呢？

　　然而，并沒有。

　　“爸爸，我們愛你啊！你一定要堅持下去！”那天，在去醫院的路上，我發了一條僅自己可見的朋友圈，配圖是父親在操場上高高舉起我女兒的照片，兩個人笑得那么燦爛。

　　而我，卻已經淚如雨下。因為經歷過親人患癌的治療過程，站在治療的起點上就差不多能想到終點的樣子。

　　2009年，才40歲出頭的姑姑查出晚期肺癌，跟疾病抗爭了7年后離開了我們。父親還不到61歲，就在確診前的一個月才做了體檢，腫瘤標志物指標全部正常。所以當他突然便血的時候，家里都以為是痔瘡，甚至連醫生都覺得是痔瘡，開了五六百塊錢的痔瘡藥，還是在父親的堅持下，醫生才開了腸鏡的檢查單。

　　因為父親有30多年的哮喘，無法耐受造影劑，只能做平掃CT。報告出來后，醫生就催著我們趕緊手術。

　　謹慎起見，我咨詢了一位北京三甲醫院的醫生。對方問我是否進行了直腸和肝臟核磁的檢查？核磁共振檢查是直腸癌治療前的必要檢查，直腸核磁檢查可以判斷腫瘤的局部侵犯情況，而肝臟核磁可以幫助判斷肝臟是否存在轉移病灶，從而確定臨床分期并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對于局部晚期或者遠處轉移的直腸癌，一般都是先進行化療。

　　于是，我查閱了一些專業的科普文章，了解到直腸癌治療策略的選擇非常重要，如果治療不規范，療效會大打折扣。

　　我們家在山東中部的一個城市，去北京乘高鐵還是挺方便的。家里人擔心去北京看病麻煩，想著盡快手術，我就把那些科普文章發到家庭群里。經過不斷溝通，家里終于同意父親到北京治療。

　　到北京看病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事兒，當時又趕上新發地的疫情，北京腫瘤醫院所在的八里莊街道已經被劃成了中風險地區，位于潘家園附近的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國家癌癥中心）就成了首選。

　　為了最準確判斷疾病的進展情況并保證治療前后輔助檢查的同質性，就診當日，醫生在詢問病史后為父親重新開了包括血化驗、CT以及核磁共振等檢查。受疫情影響，檢查的預約時間較為漫長，而病理會診的預約更是難上加難，于是我每天不停地刷APP，那種感覺不亞于搶春運火車票，終于搶到了當周一個寶貴的號源。

　　父親知道如何用手機查找疾病的問題，知道如何看檢查報告，所以最初我們也沒有瞞他。他每天念叨最多的就是不要是肝轉移。

　　誰料，檢查結果顯示肝臟已經多發轉移，這意味著父親的腫瘤已經全身擴散，屬于晚期。

　　術前化療

　　終于等到手術機會

　　拿到父親肝臟核磁檢查的結果后，我在街上獨自徘徊了兩個小時，望著川流不息的北京街道，滾滾紅塵，自己卻像被罩進一個玻璃瓶子里，痛苦與壓抑一起噴涌而出，但我知道只能扛下去。

　　我一邊走，一邊掏出手機給我媽打了個電話，商量了一下怎么跟我爸說檢查結果的事情，最后決定先說肝囊腫，家里其他人都告知實情，全力以赴給我爸治療。

　　之前，肝臟核磁結果出來沒多久，結直腸外科的劉正醫生就幫我們做了多學科的會診，通過與肝膽外科主任醫師畢新宇教授以及內科孫永琨醫生的溝通，定下了治療方案：先進行新輔助化療，待轉移灶縮小再進行手術治療。通過查閱相關文獻我了解到，新輔助化療主要是針對一些局部晚期或是遠處轉移的腸癌患者，通過化學藥物最大程度殺滅腫瘤細胞，縮小病灶，從而爭取到手術機會。

　　按照方案，父親開始了化療，采用的是奧沙利鉑和卡培他濱的雙藥方案。第一天化療，父親就感到了手腳發麻。醫生說這是化療藥物的副作用，需要注意保暖，嚴禁使用冷水，出門戴帽子、手套。

　　做了兩個周期化療后，劉正醫生認為肝臟病灶較前緩解，可以進行手術治療，但由于父親常年哮喘，身體較弱，難以耐受肝和腸同期切除手術，需要分期切除，也就是先切除腸道腫瘤，緩解梗阻，待身體恢復后再切除肝臟病變。但醫科院腫瘤醫院是腫瘤專科醫院，哮喘的診療并不是強項，因此劉醫生建議我們術前去綜合醫院的呼吸科評估一下肺功能。

　　2016年的時候，父親的哮喘曾在中日友好醫院林江濤主任那里看診過幾次，這幾年控制得一直不錯。林主任聽聞父親要做手術，就開了兩個基本檢查，又調整了一下用藥。他告訴我，調藥的話至少要使用一個月才能有明顯的效果，如果時間不允許，最少也要使用兩周。

　　“腫瘤生長有一定的周期，如果手術延后兩三周的話，影響不會太大，但是如果肺功能不好，是有可能下不了手術臺的。”父親的管床醫生張明光大夫囑咐我一定要先把肺功能調整好。

　　兩周后，父親去復查肺功能，比之前有了一些提升，可以耐受手術。在我們和醫生共同努力下，父親終于住進了醫科院腫瘤醫院結直腸外科病房，準備手術。

　　這是一個腹腔鏡手術，創傷相對小，但也有風險。我在病房的許愿墻上寫了張祝愿父親手術順利的卡片。下午兩點半的時候手術室來接人，我跟著轉運床將父親送到手術室門口。

　　緊緊盯著遠去的轉運床，總怕這一去就是永別。

　　一般一臺手術是三四個小時的樣子，所以當晚上7點父親還沒回來的時候，我開始有些著急，跑到護士站去問。護士說，應該沒問題的，如果有突發情況，醫生會打電話到病房通知家屬的。

　　每天這個時候是住院病人飯后在走廊里散步的時間，特別是術后，按照要求要盡早下地活動，防止腸粘連。插著引流管的病人們推著輸液桿來回走動，走累了就在走廊盡頭的心理角聊聊天。

　　患者里有三十幾歲的年輕人，五六十歲的居多，年紀大的有80多歲的，聊的最多的話題是怎么就得了腸癌。有人生活習慣很好，有人平時愛運動，大家都想從日常的生活中找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但最后卻發現似乎找不到。不過共同的一點是，絕大部分人在確診前都沒有做過腸鏡檢查，有人是不知道有這個檢查，有人則是嫌麻煩和怕痛苦。

　　晚8點半，聽到病房門又有開門的聲音，我立馬跑過去。是父親回來了！

　　劉正醫生告訴我手術很成功。張大夫把切下來的組織照片給我看了一下，向我描述了一下手術過程和病變的切除范圍。

　　回到病房的6個小時，患者不能睡覺，特別是最初兩個小時，我就讓家里人輪流打視頻跟父親聊天。麻藥勁兒過去了，他開始呻吟。打開了止疼泵，還是喊疼，感覺肚子里如翻江倒海一般。

　　我去叫了值班醫生，加了一些止疼藥，疼痛算是緩解了，但痰仍是咳不上來。

　　第二天，劉醫生來查房說，一方面跟插管氣道受到刺激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父親多年哮喘有關，痰液分泌較常人更多。劉醫生開了一些化痰藥物，并加強霧化治療，同時囑咐我多給父親拍背，促進痰液的排出。

　　過了一周，父親恢復得不錯，如期出院，按照醫囑，術后一個月看診肝膽外科，再準備肝臟手術。這些，當時父親并不知道，所以術后他精神明顯愉悅。

　　但出院后一周，一個新問題就開始折磨他——頻繁上廁所，一天能有十幾次，每次只能排出一點，而且伴有肛門墜脹感覺，像有東西把腸子一直往下拽，每天都要疼痛一兩次，疼的時候要吃兩粒布洛芬才能緩解。

　　大夫說，從術后復查結果來看沒有器質性問題，由于術中發現腫瘤侵犯了控制排便的神經，不得已將其與腫瘤一同切除，導致排便功能受到了影響，術后只能通過訓練肛門收縮慢慢恢復。

　　臨時轉院

　　肝臟手術獲得成功

　　在父親準備肝臟手術的日子里，我又開始找資料看肝臟手術的信息，并找到了名為“熊貓和朋友們”的患者互助群，這是一個主要在北上廣治療的腸癌患者群體，單是微信群就有十幾個，大家會分享治療的經驗，而群主小韓更是不厭其煩地免費答疑解惑。

　　過完國慶節，我帶父親又到北京看診準備肝臟手術。畢新宇醫生看了片子確定能手術，但是非常不巧，他馬上要被派往深圳分院工作一段時間，無法在本院為父親完成手術。我只得轉去北京腫瘤醫院肝膽胰外一科邢寶才主任那里問診。

　　邢主任在“熊貓群”的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不少晚期患者都視邢主任為“最后的希望”，該院的肝膽胰外一科在他的帶領下在直腸癌肝轉移領域有口皆碑。

　　醫院里仍是滿滿的人。來到邢主任診室，簡單說明情況后，他隨手從桌上拿出半張白紙說：“我來問，你來答。”幾個問題下來，參考影像資料，邢主任告訴我，可以手術，方案是大的病灶切掉，小的消融。

　　“太好了！”我高興地大聲說道，“我們就跟您這兒治了！”

　　術前準備好之后就到了11月初，快到中旬的時候接到了入院通知。此時北京已是初秋，銀杏葉有些已變黃。徐達大夫找我進行術前談話。由于父親哮喘的問題，仍舊打不了增強劑只能做普通的肝臟核磁，對病灶的顯示沒那么好，所以有幾個位置看得不太清楚。“術中還會探查，看到的，能處理的，肯定都會處理掉。”徐達大夫一邊給我畫肝臟病灶位置的示意圖，一邊跟我解釋。

　　這次手術差不多進行了5個小時，父親被推出手術室，我一下子撲到送父親出來的手術車前，喊著：“爸爸，做好手術了，現在回病房。”

　　父親的手術醫生之一金克敏副主任醫師跟我講了手術的情況：打開腹部之后，經過超聲探查發現了20多個病灶，一部分做了切除，一部分做了消融，有一個病灶緊貼血管，難度很大，是邢主任切的。像這種多發轉移，復發概率很大，術后要做好化療，按時做好隨訪。

　　我點點頭，回病房看著父親輸液，直到天亮。

　　術后一個月，父親從北京拿了方案回老家開始化療，目前已經做到第四期，在家人的照顧下，整個人狀態也比之前好了一些。

　　未來還要經歷怎樣的治療之路，我們不知道。但清楚的是，要按照規范治療的路子走下去，盡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