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妥善解決未成年被害人因遭受性侵害行為而產生的生理、心理、生存、健康等現實問題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方燕關注了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權利救濟的話題。

應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

方燕提到，根據現行的法律規定及司法解釋，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不得要求被告人賠償其因犯罪行為而蒙受的精神損失，但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附帶民事訴訟中先行納入精神損害賠償，或將成為未來的改革方向。

方燕告訴記者，針對未成年被害人的犯罪行為，可能會對未成年人的身體健康、心理健康以及人生觀、價值觀產生深遠且深刻的影響，對于未成年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無論是基于人道主義考量還是基于對犯罪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打擊與預防，都應依法予以保障。

“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性侵害后，司法機關對于犯罪分子的懲處，只能使他們得到部分寬慰，很難真正修復侵害行為對其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創傷。”

她進一步解釋說，對于性侵未成年人的這類犯罪，未成年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損害較為嚴重，心理上的創傷可能會伴隨其一生，未成年被害人為愈合心理創傷、走出被害陰影所付出的代價遠超過物質損失。

“甚至有的被害人不僅需要承受高額的醫療費用，還需要長期接受心理輔導，更有甚者，還面臨無法在原居住地、學校正常生活和學習的困境等。”

能主張精神損害賠償更符合受害人愿望

她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對未成年被害人保護力度還需加強。

“司法實踐中，性侵害案件受害人獲得的賠償是通過刑事和解程序獲得的和解金。”她說，如果能夠通過主張精神損害賠償獲得物質補償，更能符合受害人的愿望。

最高人民法院2月4日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新刑訴法解釋》）。

《新刑訴法解釋》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二款規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

“刑事案件不受理精神損害賠償的請求，是因為懲罰犯罪本身就有精神撫慰的作用。”方燕說。

《新刑訴法解釋》的規定，可以理解為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原則上不予受理，但是特殊情況下可以受理。具體什么屬于特殊的應當受理的情形，需要最高法進一步明確。

可能產生賠償數額畸高或畸低的局面

她還提到，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也沒有明確標準。

即使被害人在刑事訴訟結束后、訴訟時效期間之內，就性侵行為所受到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害一并單獨提起民事侵權訴訟，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原告主張的高額精神損害撫慰金能否得到支持，屬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范圍，很難有統一標準可依。

同時，目前附帶民事賠償數額的確定大都以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方式，任由被告人與被害人雙方協商談判，基本排除國家干預。

“然而，當雙方實力過于懸殊時，和解協商幾乎被單方所掌控，可能產生賠償數額畸高或畸低的顯失公平的局面。特別是在被告人處強勢地位的情況下，若仍任由雙方自主確定是否賠償及賠償數額，無疑會對未成年被害人的治療、心理安撫以及創痛修復產生不利影響。”

關注

應規定被性侵未成年人最低精神損害賠償額

方燕建議，實現未成年被害人刑事附帶民事賠償的突破。

她說，突出物質賠償與精神損害相結合的原則，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賠償范圍，建議由最高法未來通過指導性案例或者批復、答復的形式加以明確。

“比如對那些經過專家診斷，有精神上遭受重創的診斷結論，需要進行心理康復治療的受害人，應當認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

同時她還提到，《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第31條在列舉可賠償費用時使用了“等”字，這就為“心理康復治療費用”提供了政策依據。

她說，實踐中對原告主張的精神損害賠償應結合犯罪事實及其損害情況、犯罪人的經濟條件以及心理康復治療費用等，規定最低精神損害賠償額，最大限度彌補被害人。

她還建議，將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賠償作為未成年被害人案件處理程序的前置程序予以規定。

“對未成年被害人的物質損失與精神損害的賠償是否到位，作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個重要的酌定量刑情節予以考量。”（記者 孟亞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