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某學校的兩名負責人明知發(fā)生了校園性侵案，既未認真核實，也沒有按規(guī)定向有關部門報告，被湖南省的檢察機關在辦理案件時發(fā)現。最終，兩名負責人被以玩忽職守罪追究刑事責任。這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3月8日向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作最高檢工作報告時，提到的一起案例。

　　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柳州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韋震玲對此很有感觸。在她看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和教職員工入職前違反犯罪記錄查詢制度的實施，深入推進未成年人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強化了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的檢察職能，進一步織密了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網”。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和教職員工入職前查詢違反犯罪記錄查詢制度已經被吸收進修訂后的、將于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

　　接受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的多名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建議，調動全社會力量，細化強制報告制度各個環(huán)節(jié)的責任落實，擴大教職員工入職前查詢范圍，完善從業(yè)禁止規(guī)定，多管齊下，確保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不折不扣落到實處。

　　報告免責 不報告追責

　　強制報告制度源于2020年5月最高檢、國家監(jiān)察委員會、教育部、公安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fā)的《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該意見規(guī)定，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yè)人員，在工作中發(fā)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

　　入職查詢制度源于2020年9月最高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出臺的《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該意見規(guī)定，中小學校、幼兒園新招錄教職員工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在授予申請人教師資格前，都應當進行強奸、猥褻兒童這些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對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不予認定教師資格。

　　據韋震玲介紹，2020年5月，柳州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市教育局開展清查涉罪教職員工和收繳涉案教師資格證專項行動，初步排查出涉案教職員工22人，其中，經檢察機關初步判定，符合撤銷教師資格條件、曾有過針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記錄的有12人。

　　“強制報告制度的核心在于強制，要求相關單位和個人在發(fā)現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時要主動報告，是發(fā)動社會力量、構建未成年人社會綜合保護體系的重要內容。”最高檢第九檢察廳廳長史衛(wèi)忠介紹說，截至2020年9月，全國各地檢察機關通過強制報告立案并審查起訴的案件近500件。黑龍江建三江虐童案、山西懷仁虐童案、北京門頭溝傷童案等大量發(fā)生在家庭內部的監(jiān)護侵害案件因醫(yī)務人員按規(guī)定報告得以及時發(fā)現。

　　作為一種責任倒逼機制，強制報告制度實施近一年來，多個省份根據相關規(guī)定依法對隱瞞不報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追究責任。

　　例如，上海市某區(qū)人民檢察院針對一起教師在校園內猥褻女學生、學校隱瞞不報的情況，及時提出處理意見。該區(qū)紀委監(jiān)委對涉案學校校長、黨委書記作出撤銷黨內職務、政務撤職、專業(yè)技術崗位等級降級的處分。浙江杭州某中學發(fā)生保安強制猥褻在校學生案，涉事教師隱瞞不報并試圖私下解決。當地檢察機關督促涉案學校進行整改，對瞞報教師暫停評先評優(yōu)、提職晉級資格。

　　落實兩項制度還需更多細化

　　近一年來，為調動全社會廣泛參與，各省（區(qū)、市）探索開發(fā)了不少指尖上的互聯網“報告平臺”。例如，重慶九龍坡區(qū)人民檢察院和重慶市公安局九龍坡區(qū)分局探索開發(fā)全國首個“強制報告App”；浙江杭州市人民檢察院與支付寶安全中心在支付寶App開設“檢察監(jiān)督線索舉報-杭州”小程序，設置未成年人保護專欄；江蘇無錫市開發(fā)“隨手拍”微信小程序，拓展侵害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線索來源……

　　作為一種防范機制，在國家層面的教職員工入職前查詢違法犯罪記錄制度實施之前，浙江、上海、重慶、廣東、貴州等地檢察機關已會同有關部門，探索建立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庫及入職查詢制度。例如，截至2020年11月，浙江寧波共完成涉未成年人行業(yè)入職查詢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1.4萬人次；當月，該市教育培訓行業(yè)促進會與團寧波市委共同對8家機構1200名專兼職教職工進行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查詢。

　　已試點施行入職查詢制度省份的檢察機關發(fā)現：由于信息不共享、標準不統(tǒng)一，一些尚未構成犯罪的猥褻未成年人的違法人員沒有進入檢察機關數據系統(tǒng)。同時，入職查詢存在信息數量少、查詢不到外地案底記錄等問題，導致本地系統(tǒng)無法查詢外來入職人員在外地的犯罪記錄。不乏有性侵“前科”的人員“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也有司法機關工作者提出，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行業(yè)非常多，比如兒童福利院、兒童醫(yī)院，甚至一些短期的夏令營、冬令營、晚托班、暑托班等。

　　令人期待的是，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guī)定的查詢范圍更廣，將擴大至所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擴大至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記錄。

　　史衛(wèi)忠表示，最高檢將推動逐步建立完善覆蓋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的信息庫。

　　調動全社會力量 補齊制度短板

　　對于入職查詢制度，全國政協委員、民革貴州省委主委、貴州省政府副省長王世杰在履職調研時發(fā)現，目前一些偏遠地區(qū)的入職查詢制度尚沒有落實到位。

　　今年全國兩會上，王世杰的提案建議是，加大跟蹤問效力度，重點對涉未成年人案件高發(fā)、留守兒童聚集的農村、山區(qū)的中小學校和非公立學校進行入職查詢和信息篩查工作；同時，建議擴大入職查詢覆蓋面，查詢的行為不僅包括強奸、猥褻等性侵違法犯罪行為，對未成年人有潛在危險的組織賣淫、強迫賣淫，引誘幼女賣淫以及毒品、暴力等違法犯罪前科人員均應禁止招錄。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區(qū)劉麗健康咨詢中心總監(jiān)劉麗一直關注未成年人保護問題，曾多次在全國兩會上建議：在最大限度防止對性侵案件被害人受到二次傷害前提下，對其開展心理疏導、法律援助。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根據今年的最高檢工作，2020年全國各地檢察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已建成1029個可對未成年受害人盡量一次完成詢問、證據提取的“一站式”辦案場所。

　　今年全國兩會，劉麗繼續(xù)建議各地加強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機構建設，同時，將預防性侵害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范疇，讓孩子知道如何更好保護自己。

　　如何更好地落實強制報告義務，也是全國人大代表、陜西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北京金誠同達（西安）律師事務所主任方燕經常思考的問題。方燕建議，各地各相關部門應制定更加詳細、具體、可操作性強的辦法，增強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yè)從業(yè)人員的責任感，提升“報告意識”，盡快培訓相關人員，教會他們如何有效發(fā)現并報告、如何采取應急措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