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受多方影響，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愿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近日，民政部部長李紀恒在《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輔導讀本中撰文表示。他同時提出，要引導生育水平提升并穩定在適度區間，增加勞動力供給。

此消息很快登上微博熱搜，一場關于生與不生，為何不生，怎樣才能生的討論由此展開。而無論是網友討論還是專家觀點，都將不生的原因劍指生育難、養育貴。專家表示，“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的“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及“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等，體現了國家態度，需盡快落實到具體政策中。

未來出生人數減少已是大勢所趨

李紀恒文章中提出的“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等意味著什么？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生情況如何？

數據顯示，我國出生人口數量已連續數年下降。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比2018年下降0.46個千分點。而10.48‰的人口出生率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

此前的幾年，在2015年實施的“全面兩孩”政策影響下，2016年出生人口數量有所回升，達到1786萬人；但在2018~2019年生育進入政策調整后的平穩期，這一數據又開始逐年下降。

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每位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數量。“學界普遍認為，總和生育率在2左右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但未來出生人數的減少已是大勢所趨。”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此表示。

我國出生人口總量減少的主要原因是育齡婦女人數持續減少。原新說，目前我國育齡婦女人數進入了一個快速下降的通道：十三五期間，我國15~4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平均每年下降530萬~550萬；十四五期間，20~34歲生育旺盛期的育齡婦女，平均每年減少550萬~600萬。“這是一個很嚴峻的社會問題”。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認為，應從三個方面來看待人口發展的“關鍵轉折期”。首先，生育率繼續下行的可能性很大，據數字估算，2011年~2015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均超過1.6，2016年和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則超過了1.7，但2018年該數字下降至1.5，2019年降至1.45左右。“從部分地區的出生人口來看，2020年的總和生育率可能再創新低。如何提升生育率將成為一大難題。”

楊舸表示，其次，老齡化進程持續加快。我國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在1962年至1969年，這批人口將在今后10年逐漸進入老年期，老年人口規模加快增長，對養老金支出產生較大壓力，如何處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負面效應考驗著整個社會經濟體制。

“在未來10年內，我國將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對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都帶來深遠影響，如何處理應對，具有巨大挑戰。”楊舸強調說。

生養成本高影響生育意愿

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社會上探討較多的“生育意愿低迷”問題。為什么不愿意生？記者采訪的多位女性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對于一個大齡未婚女性而言，每次聽到朋友或家人討論學區房、興趣班、生活壓力、每月花費……就覺得很恐懼。”“對于我們這些外地人來說，買房、生活成本太高，生了孩子也沒有什么好的學校接收，所以……不想生娃。”“生活壓力大，生了孩子給不了他好的生活和教育環境，不想把孩子耽誤了。”“生了老二誰來帶？我們夫妻倆必須上班，老人年歲已高，幫著帶了一個已經很感激了，不敢再要老二了。”

可見，生育養育成本問題是生與不生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另一種情況，是女性在工作與生育間的博弈。

“生了娃就要面對隨時被公司淘汰的風險，公司里這樣的例子不少，我暫時還是先把工作穩固下來，再考慮生娃的事吧。”多位女性的“擔憂”無不反映了當下的無奈。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家庭生育決策影響機制研究”團隊曾在2016~2017年間做過一次“全面兩孩”政策施行后的生育意愿調查。結果顯示，在已育一孩的女性人群中，計劃生育二孩的女性僅占28.3%~30.1%。其中，超過1/3的調查對象表示，不想多生的原因是“經濟條件不允許”，而“沒人幫忙照顧孩子”也是限制女性生育二孩的一項重要因素；同時，工作壓力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女性的生育意愿。

楊舸對此表示，生育意愿低有復雜多重的影響因素，從各類調查的結論來看，生育和養育成本是最多考慮的，其中包含物質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和責任成本等，女性在養育子女后對教育的投入、職業前景的影響也都是重要考量。

除此之外，楊舸說，當代青年思想文化觀念的改變也是影響因素之一，一些調查表明，“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更加多元化，對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的崇尚會引起家庭、婚姻觀念的改變，使得“是否必須結婚”“是否一定要有小孩”更加不確定。

建立可持續性的政策體系

當記者問到，解決了哪些問題，你就愿意生小孩了？對此，不少媽媽的回答是，“如果有人幫我帶”“如果養孩子不那么貴”“如果能解決孩子的上學問題”……

民眾的聲音已被關注到——《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提到，“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系”“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李紀恒在文章里也寫道，“要大力發展0~3歲嬰幼兒照護服務，增加惠普性學前教育供給，優化義務教育教學安排，緩解家庭教育扶養孩子的后顧之憂。”

楊舸認為，“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這些政策建議，表明國家將在降低養育成本、支持家庭發展方面出臺更多政策。“在這些方面確實還有很大的政策空間。”她表示，鼓勵生育需要一攬子的政策支持，包括婚育假期、生育津貼、勞動權益保障、托幼照料、兒童教育等，同時也要符合我國的國情國力，建立可持續性的政策體系。

“人口的發展變化看似緩慢，但政策起作用也需要較長時間，因此必須從現在開始抓緊政策的制定和落實。”楊舸強調。

原新表示，“十四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這些政策方向非常及時和準確，具體而言，他認為，首先要增強家庭服務支持政策，包括經濟、社會、教育、生育、文化等多重方面，要把社會公共政策及社會化服務政策內化到家庭功能的政策體系中。

其中，托幼服務和政策是當務之急。原新說：“生兒育女這件事，并不只是為家庭，更是為社會，社會有義務為生育負責任。近些年來，在政策方面已經有所行動，比如延長女性產假、增加女性陪護假等等，這是一個好現象。”他建議，類似這樣的政策應不斷出臺，比如完善托幼服務、增加教育補貼、為多孩家庭減稅等，從生和養的角度為減輕家庭負擔做好政策支撐，以刺激生育。

從宏觀角度來看，原新建議，要建立生育友好型的社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比如，制定政策法規保護女性不受就業歧視，保障其就業和生育權利；企業在招工和員工晉升方面不應以婚否或育否作為衡量條件等。

除此之外，他還提出，要加強生殖健康方面的技術和服務，讓想生育的育齡婦女可以生，這是健康中國和全生命周期衛生健康服務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記者 富東燕）

資料來源：恒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