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國首個新冠疫苗獲批附條件上市。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介紹，從全球第一個新冠疫苗獲批開展一、二期臨床試驗，到全球第一個啟動三期臨床試驗，再到第一個疫苗附條件上市，我國新冠疫苗研發工作始終處于全球第一方陣。

中國新冠疫苗研發為何能處于全球領先位置？這背后既有科研工作者的努力，也有體制機制的保障。新冠疫苗的研發經歷，給我國健康事業發展和科技創新能帶來什么啟示？值得思考。

作為一名藥品政策研究者，筆者近來與國外學者交流時，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疫苗創新能力和監管能力并不強于一些發達國家，為什么在新冠疫苗研發中卻穩穩位列全球第一梯隊？聽得出來，國外學者對中國新冠疫苗抱有善意，但也存在疑慮。筆者當時笑著回答，這是一個好問題，值得我們思考。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許也能為我國其他科技攻關問題提供啟示。

1.中國人的針筒里要裝自己的疫苗，我國新冠疫苗研發始終處于全球前列

疫苗是傳染病大流行的“終止鍵”。我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略目標，是保持不發生本地傳播或者使傳播維持在較低水平，直至研發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并廣泛接種以形成人群免疫屏障。

據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2月29日，全世界共有232種新冠疫苗處于活躍研發狀態，其中60種進入臨床試驗階段。在處于三期臨床試驗的15種疫苗中，中國占據了5種。不論是在國際上率先公布非人靈長類動物模型中滅活疫苗有效的評價結果，還是正式發表全球首個新冠疫苗人體臨床試驗數據，或是已進入三期臨床試驗的候選疫苗數量，中國始終處于全球前列，進展令人鼓舞。

我國還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能夠依靠自身力量解決全部免疫規劃疫苗的國家之一，疫苗年產能超過10億劑次，2011年和2014年兩次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疫苗國家監管體系（NRA）評估。可以說，中國人的針筒里裝著自己的疫苗。

當然，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承認疫苗產業創新和監管效能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據了解，目前全國僅有4個疫苗產品獲得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PQ），相比而言韓國有10個，印度更高達51個。近年來發生的多起疫苗事件，帶來公共衛生安全風險，成就和挑戰并存。

圍繞疫苗體系現狀，我們需要思考新冠疫苗研發能力的形成路徑，講好新冠疫苗研發的“中國故事”：市場經濟、突發事件、全球化等多重條件約束下的新型舉國體制，在新冠疫苗研發中究竟是如何彰顯制度優勢的？

2.以人民健康為中心成為社會共識，科研攻關“競跑”機制引導疫苗研發產業鏈緊密聯動

傳染病大流行是風險社會的典型現象。應對傳染病涉及多元主體，且知識、資源、信息高度分散。由于政府單邊行政難以解決所有現實問題，需要通過協同治理激發市場、社會的內生動力。依據這一理論框架，我們從動力和行動兩個方面，分析新冠疫苗研發過程。

一方面是動力，也就是堅持以人民健康為中心的戰略目標。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放大了疫苗研發不確定性，市場機制容易失靈。因此在疫情初期，眾多跨國制藥公司主要出于商業考量，并未大規模投入疫苗研發。他們或是擔心研發失敗，或是對疫情存續抱有僥幸心理。

我國情況則不同。基于對新冠疫苗戰略價值的深刻認識，國家要求科研攻關單位“不算經濟收益賬，只算人民健康賬”，并給予專項資金保障。我國關于建立國家疫苗儲備制度的要求，以及中國新冠疫苗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承諾，更是為企業提供了廣闊市場空間。這種可信承諾強化了正向激勵和預期，從而有效糾正市場失靈，加速疫苗研發進程。國家的底線思維和戰略定力在于，哪怕備而不用，哪怕病毒消失了，哪怕投入打水漂，也要堅持疫苗研發。事實證明，從2020年1月科技部啟動第一批應急攻關項目，到7月多家中資企業在海外開展三期臨床試驗，以及12月相關數據陸續公布，新冠疫苗研發的“中國速度”不僅遠快于通常所需的5-18年，還超越了大流行情境中12-18個月的疫苗研發周期。

另一方面是在這種共識下的行動，也就是疫苗研發各方彼此幫襯、相互依存。疫苗研發涉及多個部門，“碎片化”格局主要表現在政策協調和資源共享兩方面，不易構建起激勵研發的制度體系。比如科學家希望創新出具有廣譜免疫應答的疫苗，但這同時意味著更多異常反應，因此監管部門認為其安全性是難以接受的。又比如疫苗研發資源散布在科學院、科技部、高等院校、部隊、央企、醫療機構等系統，過去他們之間缺乏有效合作。為了在緊急狀態下組織動員全國優勢力量實現特定科技創新目標，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于2020年2月成立疫苗專班。該專班由科技部、衛生健康委、藥品監督管理局等部門組成，其擔負起協調部門間目標、同向發力的重任。其有力凝聚起醫療機構、科研機構、企業和監管部門的全部優勢力量和要素，實現毒株分離、動物試驗、產品制備、臨床研究等工作“醫研審產”聯動，從而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前提下推動疫苗研發。

協同行動同樣表現在政府和市場關系上。新冠疫苗是全新事物，需要調動科研單位的自主性和內生動力，長期投入研發和積累知識。應對重大危機的能力，是一次次危機倒逼出來的。從2003年非典事件以來，科研單位借助禽流感、甲流、埃博拉等多次新發突發傳染病的政策窗口，充分利用國家的支持性體制機制，持續放大有用知識的積累，在技術平臺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新冠疫苗研發中，政府有效嵌入產學研網絡，動態掌握前沿信息，疫情伊始就重點支持5條技術路線12項疫苗研發任務同步推進。疫苗專班引入科研攻關“競跑”機制，這種精準識別和支持“高手”和尊重研發主體經濟利益的方式，引導疫苗研發產業鏈上下游緊密聯動，共同與病毒賽跑。于是，在習慣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大國，企業成為新冠疫苗研發的真正主體。

3.并非傳統意義上的集中力量辦大事，尊重市場的新型舉國體制提高研發效率

歸納而言，新型舉國體制體現在新冠疫苗研發中，是以國家公共衛生安全和人民健康為政策目標，科學統籌、集中力量、優化制度、協同攻關，聚焦疫情防控的戰略制高點，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效能治理的制度安排。其中，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破解了市場失靈和“碎片化”政策體系。“只算人民健康賬、不算經濟賬”的戰略決策，為科研攻關單位大規模投入研發提供了可信承諾和一致目標。以疫苗研發工作專班為代表的制度化保障，不僅實現了藥監部門與科技部門的高度協同，還改變了各主體成本收益權衡，塑造醫療機構、科研單位、監管部門、企業、部隊等主體協同行動，最大限度提高研發效率。良好的協同結果正向反饋給上述目標和結構，進一步強化協同行動的實施，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中國新冠疫苗研發成功不是偶然的，其源自研發能力的長期積累，包括與之相關聯的藥品檢驗、審評等監管能力進步，以及政府嵌入產業識別“高手”的政策網絡。這既不是單純市場演化的結果，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是取決于兩個因素交互作用：一是市場機制和企業利益被承認，二是國家充分發揮制度優勢開展政治動員，這是一種尊重市場基礎上的新型舉國體制。換言之，知識積累和政策支持僅僅是靜態的結果，新冠疫苗研發得益于協同體系及其運行。上述內容闡述了中國新冠疫苗研發的學理邏輯，有力回應西方某些人士片面認識。

新冠疫苗研發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其不是被設計出來的，而是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政府和企業彼此尊重、上下同欲、反復互動的實踐結果。這種政策目標一致、政治動員有力、主體邊界清晰的制度，我們在理論上稱之為“舉國協同”。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發能力的積累和政策窗口僅僅是新冠疫苗高效能研發的過程性變量，具有韌性和靈活性的舉國協同才是催生這一成功的深層次制度因素，這對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更具有普遍且深遠的意義。

（作者：胡穎廉，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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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率達79.34%

日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宣布，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已獲得國家藥監局批準附條件上市。已有數據顯示，保護率為79.34%，實現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可負擔性的統一，達到世界衛生組織及國家藥監局相關標準要求。后續，疫苗免疫的持久性和保護效果還需持續觀察。科技部副部長徐南平說，到目前為止，我國5條技術路線14個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其中3條技術路線5個疫苗進入Ⅲ期臨床試驗。

接種超過300萬

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負責人曾益新表示，12月15日正式啟動了我國重點人群的接種工作，半個月來，全國重點人群累計接種已經超過了300萬劑次。在接種工作中，建立了完善的接種點設置規范、接種人員嚴格的培訓、受種人員的篩查、不良反應的監測、應急救治以及嚴重不良反應的專家會診等一系列制度，來確保接種工作安全順利。曾益新說：“這次的300萬，加上之前的150萬，充分證明了疫苗安全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