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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中國對國際社會的承諾，也是對國內的動員令。

這意味著，我國在持續為減緩氣候變化影響做貢獻的基礎上，按下了減碳的加速鍵。

日前，習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指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我們為何要提出這樣的目標與愿景？這會對產業、投資等領域產生什么影響？全社會該如何不斷付諸努力？生態環境部近日舉辦“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吹風會”，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回應。

倒逼結構調整，促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質量提升

“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體現了中國主動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多做貢獻的擔當，樹立了負責任大國形象。”中國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何建坤表示，面對氣候變化這一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威脅，以全球合作推進治理進程，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中國率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在這個節點提出新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就是向世界明確，中國要走綠色復蘇、綠色轉型的道路。

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李高認為，國家減排新目標為推動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有力抓手。不能只將達峰目標看作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實際上，這個目標是我國高質量發展、經濟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推動力。

“實現達峰乃至碳中和的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必須大幅下降，這將有力倒逼能源結構、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帶動綠色產業強勁增長。”李高說，從污染治理角度看，以大氣污染治理為例，我們現有的大多數手段還停留在末端治理，調結構是污染治理的治本之策，明確二氧化碳達峰目標，以更多手段促進結構調整，將產生巨大的減排協同效應，有效促進生態環境質量提升。

“十四五”規劃中，二氧化碳減排將有硬措施

“國家實力進一步增強，政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改革帶來的紅利、對制度的自信，都讓我們對國家減排新目標的實現充滿信心。但是減碳一定是一場攻堅戰，需要久久為功。”李高表示。

“從達峰到中和，發達國家過渡期有60—70年的時間，而中國只有30年時間，能源和經濟轉型、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減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何建坤認為，實現目標的路徑有4個方面，涵蓋加大產業結構轉型的強度和力度，以數字化來推進低碳化；充分節約資源，發展循環經濟；做好能源替代，建設近零排放的能源體系；在農業、林業、草原、濕地等系統尋求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確保實現每年吸收8億噸二氧化碳等。

今年以來，一些地區能耗不降反升，甚至有聲音要求“十四五”規劃降低能耗剛性目標。

對此，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主任徐華清表示，提出國家減排新目標，意味著必須統一思想，發揮目標的倒逼作用，將推動能源結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帶來經濟競爭力、社會發展、環境保護等多重協同效應。

面對國家減排新目標，“十四五”規劃是否會提出更高的能耗指標？李高表示，“十四五”是開啟新征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為實現達峰目標，“十四五”規劃將有一系列硬措施，不僅包括指標設定，還包括更好地借助市場手段，綜合運用科技、財稅、環保等政策，更好推進高質量發展。

傳統行業所受的影響，有望被新產業增長消納

過去10年，應對氣候變化，中國有一份亮眼的成績單。2019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2005年分別下降18.2%、48.1%，已超過對外承諾的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基本扭轉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2019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15.3%，比2005年提升7.9個百分點，也已超過對外承諾的2020年提高到15%左右的目標；2018年，森林面積、森林蓄積量分別比2005年增加4509萬公頃、51.04億立方米，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通過不斷努力，中國已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增速放緩的重要力量。

經濟保持持續增長的同時，要做到二氧化碳排放早日達峰，能源結構的調整居首要位置。

李高表示，過去10年，光伏發電成本下降90%，已經形成對煤電的價格競爭優勢。與此同時，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創造的就業崗位已經與傳統煤炭行業相當，可以說，傳統行業所受的影響，有望被新產業增長消納，未來可再生能源及相關產業還將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

《 人民日報 》（ 2020年09月30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