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出現產后抑郁的媽媽，一切的改變得靠自己，要愛自己，自我努力必不可少。同時也需要包括心理干預等在內的有力、有溫度的社會支持。

楊女士（化名）經過艱辛的過程懷上了孩子，她很在意孩子的性別，在孕期22周時開始懷疑孩子的性別不是自己所期待的。她開始焦慮，持續性地擔憂孕育孩子對工作的影響，擔憂自己無法成為一個好媽媽，越來越難以入眠，對任何事情提不起興趣、精力不足、對自己不滿……

這是四川錦欣婦女兒童醫院產科醫生兼心理咨詢師卓玉英，曾診治的一個案例。

世界衛生組織在一項研究中表明：大約50%~60%的女性在產后會出現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緒，其中有些會在幾周內逐漸好轉，發展為臨床抑郁的高達20%。

來自壹心理發布的一篇文章中講述，據不完全統計，在我國產后抑郁的發生率為1.1%~52.1%，平均14.7%。也就是說，大概100位產婦當中，平均有將近15個人可能會患上產后抑郁。

“產后抑郁的發生概率高，但預后還是非常好的。”卓玉英說：“只要積極救治，并有個人意愿，70%的人在一年之內都可以治愈。”

卓玉英提出，在引發產后抑郁的如生物因素、社會、經濟、文化及家庭等諸多因素中，“人格特征因素是主要因素之一”。

對此，成都市成華區第七人民醫院精神科醫生馮梅表示贊同。“抑郁產婦如果自身的認知較消極和偏執等，即使客觀的社會支持環境良好，她也可能感受不到周邊的溫暖。”

卓玉英和馮梅都認為，要最終走出產后抑郁，“一切的改變得靠自己，要愛自己”，但在預防中，“更需要包括心理干預等在內的有力、有溫度的社會支持。”

產后抑郁通常始于產前

產后抑郁的概念，最早在1968年由精神病學專家布萊斯·皮特提出。指女性在產褥期出現悲傷、沮喪、抑郁、煩躁等明顯的癥狀，和產后精神病、心緒不寧同屬于產褥期精神綜合征。典型的產后抑郁通常發生在產后6周內，可在3~6個月自行恢復，但嚴重的也可持續1~2年，再次妊娠則有20%~30%的復發率。

“其實，正如楊女士的案例一樣，產后抑郁情緒，通常始于產前。”已有二十余年產科經驗的卓玉英說。

一項發表在《柳葉刀精神病學》雜志上的研究，調查了7個國家的8200多名婦女。研究發現，10%～20%的孕產婦在懷孕至產后1年的某個時段出現過抑郁、焦慮、躁郁或其他癥狀。

研究指出，癥狀最嚴重的抑郁癥——產生自殺念頭、恐慌、經常大哭，最常在懷孕期間開始。中度抑郁的孕產婦在產后出現癥狀，與重度抑郁的孕產婦相比，她們更多地在懷孕期間經歷過先兆子癇、孕期糖尿病或高血壓等并發癥。

而在2013年5月美國新頒布的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第五版標準中，將產后抑郁做了時間擴圍，“產后抑郁”被規范為“圍產期抑郁”，從妊娠開始至產后4周內都有可能發生。

“從生理因素來看，妊娠開始后，激素水平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卓玉英說，了解產后抑郁發生的時間，將有助于早發現和早干預，提高治愈率。

在卓玉英講述的她接診的另一個案例中，抑郁的癥狀則從孕期14周就已開始了。

愛自己，自我努力必不可少

和楊女士的很多情況都比較相似，在家庭經濟良好，家庭關系和睦的環境下，吳女士（化名）的懷孕過程也很艱難。在孕期14周時，她開始出現了多種顧慮，有無法抑制的悲傷感等各種情緒，嚴重影響睡眠，她很痛苦，于是決定不要孩子。

卓玉英對吳女士經過測評診斷其已有抑郁情緒，對其進行了心理治療，并引導她探索自己，請她以寫紙條的方式，列舉出保留孩子和放棄孩子的有利和不利。但在經過一個月的心理治療后，吳女士仍舊決定不要孩子。

家人和卓醫生尊重了她的決定。實施打胎過程中，吳女士反悔了，出現了卓玉英曾告知她會出現的情緒問題。但基于打胎過程對孩子可能造成的較大影響，以及評估未來吳女士可能會出現情緒反復、決定反復的情況，在產科醫生和吳女士及其家人的充分溝通后，最終將打胎過程進行下去。

沒了孩子，吳女士的狀況變得更為嚴重，會診的結果為躁郁癥，最終，吳女士被送進了精神病醫院。

談到這個案例，卓玉英深感惋惜。“懷孕后，在同樣的激素變化、家庭條件和環境等社會支持下，為什么有的能自行克服或治愈，有的卻越來越嚴重？人格特質是導致其不同走向的重要因子之一。”卓玉英說。

相關資料說明，人格是個體在先天生物遺傳素質的基礎上，通過與后天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對穩定而獨特的心理特征和外部行為方式，不同的人格決定了對外界事物反應的不同態度與不同方式。

國內外眾多相關研究表明，產后抑郁婦女具有焦慮、緊張、易怒等神經質特征和缺乏同情心、對人抱有敵意等精神質特征，同時性格內向、悲觀、離群、成熟度不夠……

“楊女士和吳女士都存在上述的類似人格特質。”卓玉英解析，楊女士通過積極配合，通過認知并接納情緒、了解并尋找可實施的外部支持以及學會找到自己快樂的方式等系列心理治療后，有了自我改變，得到治愈。而吳女士從開始就很難配合治療……

“心理醫生不能解決現實問題，只能引導你去探索自己，我們會輔助藥物，但藥物也只是控制當下的情緒。”卓玉英反復強調：“要改變，自己的努力必不可少。”

正是在實踐中也看到有一半的孕婦出現了產后抑郁狀況，卓玉英在四年前開始學習心理課程并考取了相關證書。

有“愛”的環境，預防從社會支持開始

在四川錦欣婦女兒童醫院，卓玉英和很多產科醫生，都會在為準媽媽們建檔時，提醒她們要關注身體健康，還要關注心理健康，并鼓勵他們做心理測評，出現情緒問題可積極尋找心理輔導。

而在卓玉英看來，對心理健康的關注應該常態化。“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常態化接受心理咨詢，去完善人格，提升解決問題的能力，對于婦女來說，將有效幫助她們處理產后抑郁。”卓玉英說：“如果家人也有常態化心理咨詢意識，將給予孕產婦更多的關愛和支持。”

有著7年母嬰保健工作和6年精神科工作經驗的馮梅也提到了心理咨詢常態化的重要性。“和精神病患者發病與先天遺傳因素密切相關不同，產后抑郁患者如果曾有常態化的心理咨詢，則能有效避免出現嚴重的產后抑郁狀況。”馮梅說，在她看來這屬于社會支持范疇。

她介紹，社會支持是包圍在個體社會生活中的環境資源，包括所處的宏觀的社會文化環境等支持，也包括微觀的自己經濟條件、家庭、同事、朋友的支持，以及主觀的感受，包括被尊重、被理解等情感體驗和滿意度。社會支持與抑郁的預防、產生、發展過程有著緊密關聯，“特別是在有前驅癥狀出現的情況下，如果得不到有效的社會支持，則將促使患者病癥更加嚴重”。

在她看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對心理咨詢有了更好的認知和接受，“比如我了解到，來我們醫院的心理咨詢門診做咨詢的人越來越多，其中有很多正是產后抑郁的。”

她表示支持今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方燕女士關于“產后抑郁的治療費用改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的提議，“如此，人們能更少顧慮地走進心理咨詢門診。”

她關注到醫療機構對新手媽媽的入戶訪視，已從最初只關注嬰兒健康，發展到現在也同時關注母親的身心健康。“但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人數以及專業度，仍舊不夠。”

同時，她也欣喜地看到，在2018年底，國家衛生健康委、民政部、財政部、國家信訪局、中國殘聯等10部委聯合印發了《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在村、社區普遍設立心理咨詢室或社會工作室，高等院校普遍設立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室）；要培養多支隊伍——發展心理健康領域社會工作專業隊伍、心理咨詢人員隊伍、發展醫療機構心理健康服務隊伍、組建心理健康服務志愿者隊伍……“這些，都是很好地開始。”馮梅表示。（記者 任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