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2年，我在參加全國7大江河防洪規劃審議及《全國防洪規劃》編制工作中，驚訝地發現，在每條江河的防洪系統中，幾乎都存在一個“關鍵節點”。例如，長江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城陵磯，黃河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花園口，淮河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正陽關，海河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天津，珠江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北江的思賢滘，遼河防洪系統的關鍵節點在盤山閘，松花江的防洪系統關鍵節點在哈爾濱。這些關鍵節點對其所在的防洪系統而言，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防洪系統中各河段與水庫的流量、水位、防洪庫容等的安排與控制，均以這些關鍵節點預設的控制流量與水位為依據，而這些預設的控制流量與水位則是根據防洪保護區所要求的防洪標準確定的。防汛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要確保在汛期，這些關鍵節點的預設流量與水位不被突破。

為什么在各條大河的防洪系統中，如此廣泛地存在這樣一些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關鍵節點呢？它們的存在是基于科學的、現實的必然結果，還是由于人們在江河治理的策略與規劃中忽略了某些重要因素所致？這些問題激發著我的探究興趣。

經過10多年深入研究，我逐漸認識到，江河防洪系統中所謂的“關鍵節點”，實際上是人們在忽視河流的地學屬性的情況下形成的。例如，在長江中游的治理中，沿襲明、清兩代張居正、王柏心等人“舍南保北”思想，違背自然的江湖關系，造成洞庭盆地大量淤積，而江漢盆地由于地殼沉降和缺少泥沙淤積，而成為地面低于洞庭盆地的“饑餓盆地”；主要依靠荊江一河之力宣泄長江上中游巨量洪水，有悖于長江中游“易吞難吐”的地形與氣候背景；有些蓄、滯洪區位置的選擇，有悖于長江中游新構造差異運動的隆升與沉降分布和動態。在黃河、淮河、海河等的治理策略與規劃中，也存在類似情況。

2017年，我的相關研究專著《江河治理的地學基礎》一書在水利部南京水利科學研究院的支持下出版發行。在書中，我系統闡釋了我的江河治理地學觀，著重揭示江河是在怎樣的地質與氣候背景下形成的，江河形成至今是怎樣演變的，江河的形成與演變賦予了河流怎樣的地學屬性或“河流基因”，怎樣基于河流的地學屬性（河流基因）評價現有的江河治理方略與規劃。

在中國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江河治理實踐中，人們更多關心自身對河流的需求，更多著眼于從社會、經濟和工程技術方面制定江河治理策略與規劃，忽視了河流的地學屬性。然而，河流是有生命的，是有個性的，當人們過度有悖于它的地學屬性時，就必然會受到河流的反抗與報復。這樣的教訓屢見不鮮，其中，黃河三門峽工程在20世紀70年代末改建前，對黃河下游河道及潼關以上關中地區帶來的負面影響便是深刻的一例。

江河治理是人與河流的對話，只有充分尊重河流的地學屬性，對話才可能是和諧的。我們要努力樹立和培育江河治理的地學觀，廣泛動員水利、地質、地理、氣候、生態等學科的學者，進行跨學科的協同創新研究，并將創新成果切實應用于江河治理實踐。

（作者為水利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