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心理疏導和心理干預工作受到全社會的高度關注。目前，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戰斗進入決勝階段，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成為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心理干預和疏導工作也要雙線并重：既要堅決守護好抗疫一線的心理安全，保證戰斗力持續提高；也要為穩人心、保安全、促發展提供人文關懷，為堅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保駕護航。

形勢倒逼著我們必須從系統地加強救援人員心理建設、化解全社會心理安全風險以及形成覆蓋各領域心理救助體系等多個角度來認識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加強重大災害風險救援人員的心理建設

近20年來，我國大災、巨災頻發。每一次重大災難不僅給人們帶來身體上、物質上的損失，更會帶來心理上、精神上的創傷，這種心理創傷對受災人群和救援人員的傷害特別大。但一直以來，我們災后心理救援工作關注的重點是受災人群，包括幸存者和罹難者家屬，對一線救援人員關注的明顯不夠。

事實上，在重大突發事件面前，救援人員必須“不計代價、無論生死”立刻投入到搶險救災工作中去，由于他們工作環境的特殊性以及角色任務的緊迫性，會使他們產生一系列的心理應激反應，比如恐懼、焦慮、委屈、無助、挫敗感等等，多數時候他們還要帶著這些“沉重的包袱”堅持在應急救援一線，這使得突發事件對救援人員的心理折磨疊加、拉長甚至惡化，許多人在救災結束后很長時間，會時強時弱持續呈現類似創傷后壓力癥候群的后遺癥，嚴重影響救援人員的身心健康。

此次“新冠肺炎”爆發以來，隨著疫情發展，戰斗在一線的醫務人員承受著很大的心理壓力，出現了各種心理異常和軀體反應。疫情爆發后，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業委員會通過微醫網絡平臺向公眾提供心理救援和心理疏導服務。到目前，平臺以各種方式為60018人次提供了心理救援服務，醫務人員和社區排查人員占到了求助者的六成。其中醫務人員的心理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擔心自己出了問題殃及家人或家人需要自己而自己無能為力，陷入焦慮；二是因床位不足、設備不足、防護不足等困難埋怨、煩躁，面對現實積累起“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無力感；三是傾盡全力救治后仍然不得不面對一個個鮮活的生命逝去，懷疑自身價值而造成職業挫敗感。

重大突發事件救援人員在救援過程中和完成救援任務后常見的心理創傷反應主要有兩類：一是ASD（急性應激反應或急性應激障礙），這是指在遭受到急劇、嚴重的精神創傷性事件后數分鐘或數小時內所產生的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一般在數天或一周內緩解，最長不超過一個月。如果超過一個月還不能康復，就可能發展為PTSD（創傷后壓力心理障礙癥），主要表現為創傷性再體驗癥狀、回避和麻木類癥狀等，嚴重的PTSD還會有自殺傾向甚至產生自殺行為。二是替代性創傷，主要指目擊者親歷了大量殘忍、破壞性場景，帶著對受災、罹難同胞感同身受的痛苦高強度地工作，長時間暴露在高壓力、高痛苦的環境中，造成心理能量耗竭，間接導致的各種心理異�，F象。2019年3月30日，四川涼山州木里縣的一場山火，犧牲了31個鮮活的生命。許多戰斗在一線的消防隊員目睹了戰友的犧牲，留下了嚴重的心理創傷，不少隊員反映滅火時沒有感到害怕，但之后開始出現頻繁噩夢、反復回憶火場等“閃回”現象和睡眠障礙。經過心理評估，近三分之一的幸存消防員存在一定程度的急性應激反應，這種情況必然會影響士氣，甚至導致非戰斗減員。

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顯示，重大突發事件之后，30％～50％的一線救援人員會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失調，通過及時的心理干預和事后支持癥狀會得到緩解。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時的心理救助，至少會有20%的一線救援人員在災后一年內持續受到PTSD的影響，而且，這種心理傷害往往是長期的，有不少于5%的人會影響終生。面對一次次重大的災害風險，面對一個個急難險重的救援任務，各級應急管理部門和其他應急救援部門的救援人員包括現場指揮員、一線的救援員迫切需要專業的心理干預支持。要通過專業的心理壓力模擬訓練，提升救援人員的心理危機應對能力和心理救援能力；定期對應急救援人員進行心理體檢，及時發現創傷后應激障礙者并予以治療，最大限度地減少心理創傷造成的減員，保證戰斗力和綜合救援能力的持續提高。

積極防范化解社會心理安全風險

社會心理安全風險是指社會上的個體和群體由于心理活動失常，導致行為過失，造成安全事故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可能性。

認真分析一下近年來我國的安全生產和應急管理態勢不難發現，社會心理安全風險正在成為引發突發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事實上，近年來由于社會心理安全風險造成的重大安全生產事故時有發生。2018年10月28日發生的“重慶萬州公交墜江事件”就是一起典型案例。由于一件小小的坐過站事件，引發了兩個生活不如意，心理嚴重失衡的男女（女乘客劉某平和男司機冉某）情緒風險的爆發，15條鮮活的生命一同沉入長江。

造成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原因有很多，一個比較突出的原因就是災后心理援助嚴重缺失。

大量的流行病學調查發現，自然災害造成的創傷后應激障礙的發病率可以達到33%，抑郁癥的發病率可以達到25%。據估算，汶川大地震之后出現PTSD癥狀的大約有200萬人。相比于自然災害，事故災難當事人的心理問題表現得更為復雜。由于事故災難影響的不確定性以及伴隨疾病導致的生活改變及“污名化”，往往會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的持續影響。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戰役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但是此次疫情對全國上下造成的健康焦慮、生計擔憂等負面心理影響，不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是難以估量的，尤其是武漢和湖北地區的群眾普遍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創傷。900多萬武漢人、5000多萬湖北人遠超一個月“困坐愁城”，疫情期間在外受盡冷遇的湖北人也不在少數。這樣長時間的危情影響、這樣大的受影響群體在新中國建立以來尚屬首次。因此，進入“后疫情時代”，大面積的心理影響必然會給社會治理和應急管理工作帶來前所未有的沖擊。

造成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另一個原因是群體焦慮成為時代癥候。當前中國正處在改革的攻堅階段和發展的關鍵時期，也是矛盾突發和利益格局深度調整的時期，必然會對人的心理造成一定沖擊，進而形成廣泛彌漫于社會不同階層的“群體焦慮癥候”。

由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7—2018》調查顯示，受群體焦慮癥的影響，有11%-15%的人心理健康狀況較差。他們的社會功能受損不明顯，能夠進行正常的生活，從表面上看問題容易被忽視，但是這部分人在工作崗位上造成安全事故的幾率遠遠大于正常人。

造成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第三個原因是職業的特殊性。有數據表明，在交通、鐵路、民航、電力、煤礦、非煤礦山、建筑施工、危險化學品、民用爆破等行業，心理安全風險的危害更大。相對于其他行業，上述行業的人員流動性強，工作環境艱苦、生活枯燥單調、崗位壓力和危險性大，許多時候都處于超負荷的勞動強度下之下，再加上平時沒有更多的精力和時間照顧家人，十分容易形成負性情緒。同時崗位特性造成的心理緊張和生理疲憊也容易導致控制能力下降和操作失誤，造成安全生產事故。

進入“后疫情時代”，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防控和化解工作任重道遠，全面復工復產，達產擴產以求挽回疫情期經濟社會發展損失，又使得安全生產和應急管理壓力成倍放大。2020年2月，中國災害防御協會廣東心理干預志愿服務隊在廣東啟動了復工復產心理護航公益行動，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深入到多個企業、社區了解群眾的心理狀況，發現在復工復產階段產生的各類心理問題大多可以隨著社會形勢的逐漸好轉而好轉，但是有一個問題必須引起各級管理者的高度關注，就是要警惕因疫情而引起的地域歧視、標簽歧視。這種現象會對重點地區特別是湖北省約6000萬人民群眾形成負面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傷害，嚴重影響生產安全甚至影響到國家整體的和諧穩定。

對應急管理來說，社會心理安全風險是一個源頭性、基礎性問題。各級應急管理部門要“堅持以新視角研究問題”，高度關注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沖擊和影響；要創新科技手段，在重點領域和重點崗位加強心理安全風險的識別和管控；要進一步推動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要加強全社會的應急文化教育，鼓勵企事業單位針對性地適時開展團體咨詢，引導群眾面對風險遵循科學的行為規范，表現積極健康的心態和道德自覺。

加強應急心理建設 提高履職和擔當能力

應急管理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應急管理隊伍承擔著當好黨和人民“守夜人”的重要使命，具有高要求、高負荷、高壓力、高風險的特點。要建設一支對黨忠誠、紀律嚴明、赴湯蹈火、竭誠為民的應急管理隊伍，做到隨時拉得出、沖得上、打得贏，就必須夯實培厚應急管理隊伍、應急救援隊伍的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

所謂應急心理管理能力指的是應對和處理危機狀態下不良心理反應的能力。涉及應急管理的各個領域，涵蓋危機處置的各個階段。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首先要牢固樹立防范化解社會心理安全風險的意識，把社會心理安全風險預警納入突發事件預警預防應對體系的建設之中。建立動態的監測體系，組織開展重大災難公眾心理認知、心理病理癥狀和心理行為分析，確立社會心理安全風險預警等級，適時啟動應對方案。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必須同時高度重視專兼并重的心理服務隊伍建設和平“戰”結合的心理干預機制建設。要借鑒學校和公安部門制度性安排心理咨詢崗位、設立標準化心理咨詢室的做法，在應急管理隊伍、應急救援隊伍中設置心理咨詢崗位，提高應急救援人員心理自助、互助能力，并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現場基本的心理急救能力。要緊密聯系全社會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心理服務資源和專業力量，全面夯實應急心理服務的社會化基礎。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的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提高應急指揮人員危機決策的水平。在應急指揮的過程中，指揮人員通常都會顯現出負性情緒占主導的心理狀態，既有面對人民生命財產損失的痛心悲傷，也有由于責任重大、時間有限和后果不確定等因素導致的緊張焦慮。同時在危機環境下人與人之間情緒會迅速感染放大，情緒喚醒度會相互強化，形成某種偏離性情緒氛圍。要規避這些負性情緒的影響，除了在應急指揮的過程中建立專家支持系統，充分發揮專家團隊的經驗和集體智慧，幫助指揮人員降低決策壓力，弱化“惡性壓力”的負面作用，還要通過心理專家給應急指揮人員提供心理緩釋輔導和指引，穩定決策情緒，提高決策水平。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也要從提高壓力管理能力著手，全面提高廣大應急管理工作者和應急救援力量打大仗、打惡仗、打硬仗的心理準備。要全面提高應急管理工作者的壓力管理水平，提升特殊狀態下的心理危機應對能力和心理創傷修復能力。要提高應急救援專業人員在搶險救災過程中對受災群眾進行心理救援的能力，在第一現場第一時間對受災受困群眾作出必要的心理急救，幫助他們釋放壓力，舒緩緊張情緒，激發求生欲望，提高戰勝災害的勇氣，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更要提高災后心理救助能力。可以預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應激障礙人群將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要解決好這一社會問題，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應急心理干預職業和職業培訓認證體系，培養建設一支有別于普通心理咨詢人員，能夠真正在應急管理的全流程發揮心理干預作用的專業隊伍。

加強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還要加強應急狀態下的輿情管理。在這個特殊的社會轉型期，階層結構、利益關系、價值取向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社會輿論的活躍性、情緒性、傾向性明顯增強，每當突發事件發生時，對政府部門、官員、公眾人物等涉事主體的不利報道、質疑性話題甚或網絡謠言就會集中出現，給涉事主體造成巨大輿論壓力，給社會公眾心理造成巨大負面影響。這類情況在此次抗疫過程中也時有發生。要解決好這一問題，關鍵是要做好突發事件的信息發布工作，及時公布事件真相和處置情況，實現信息有效傳播，爭取公眾的理解和支持，掌控社會輿論導向，促進事件妥善處置。

恩格斯說過，“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作為補償的”。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的戰斗是對我國社會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應急心理救助工作的表現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善，我們要以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為契機，切實把應急心理管理能力建設提升到新的高度，抓實抓好、抓出成效，為日益發展的應急管理事業做出積極的貢獻。 

(作者系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應急心理行為應用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