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進入普惠性兒童福利時代”，前不久，在“兒童福利機構管理與發展高級研修班”中，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衛生政策與管理系教授劉繼同對兒童福利發展現狀給出上述定位。

劉繼同解釋，所謂“普惠性”就是兒童福利由過去民政部門的關愛對象擴大到所有兒童，“正常兒童和正常家庭都應該接受這種服務”。

但是，在欣慰之余，劉繼同和不少長期關注兒童福利發展的專家學者、相關行業從業者有個共同的困惑，就是到底兒童福利機構怎么定位？未來的發展方向又是什么？

為此，中國社會福利與養老服務協會兒童福利與保護服務分會在天津舉辦“兒童福利機構管理與發展高級研修班”，聚集全國26個省（市、區）福利院骨干工作人員，就相關問題展開探討，一起分享兒童福利工作中的經驗做法，交流遇到的困惑，以及對未來發展的思考。

發展：在兒童福利院之外

多年前，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家庭與兒童研究中心主任尚曉援就在關注兒童的替代性養護問題。

她發現，過去，中國替代性養護下的兒童，主要是被遺棄兒童。今后接受替代性養護的兒童成分可能變化。尚曉援解釋，在兒童保護制度建立之后，很多易受傷害的兒童群體，如被虐待、被傷害和被忽視的兒童，也會處于替代性養護下。她還注意到，一些有家庭的殘疾兒童也進入福利院照料。

全世界有270萬兒童仍然在接受機構照料。尚曉援分析，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未來的兒童養護模式中，機構供養方式極有可能繼續發展。但是她也指出，機構供養對兒童的負面影響非常明顯。

對此，尚曉援認為，目前兒童福利機構功能轉型需要努力的目標是，建立混合性的替代性養育模式，減少對機構內養育的依賴，建立起院舍養護、家庭寄養、社區養護之間的平衡關系。她解釋，每一種形式都將作為兒童養護服務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中較為合適的方式還將彌補其他方式的不足。每種方式都將包括各種針對兒童和家庭的措施與方法，如預防工作、康復措施、替代養護和治療方法。

時隔多年，太原市社會（兒童）福利院社工中心主任竇振芳腦海中依然對曾經的一幕印象深刻。

2012年，竇振芳剛到單位上班不久，一天下午經過康復治療室，落地的玻璃窗陽光灑下來，小朋友們正在接受康復治療。“其中的幾個康復師都是在福利院長大的孩子，那一刻陽光照在他們身上，我覺得他們頭頂是有光圈的。” 竇振芳說，同時，那一刻她也很恍惚：為什么在院里長大的孩子，很多會返院找工作。

最初，竇振芳以為是孩子們就業能力的問題，后來才慢慢了解到，是福利院沒有教會他們如何走入社會，尤其在童年期無法獲得的照料和支持會限制到他們成年以后的選擇。

“那一批孩子就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在機構照料中，有一些孩子其實因為身體的輕殘，或是當時教育的一些缺失，與主流社會交流產生一定的脫節，導致他們之后的社會融入以及社會適應能力是有一定問題的。”竇振芳說。

竇振芳記得，2016年，哈佛大學兒童中心的一個研究，提到了兒童發展須知的8件事，指出兒童發育大量的腦結構形成是在出生到3歲，有學者研究表明，1到3歲期間，1年的忽視要用往后7年的時間去彌補。但是兒童發育之窗不會在3歲之后關閉。“也就是說后期進入到他們生命當中的人，給予他們怎么樣的照料，也是非常關鍵的”。

類似的問題，讓竇振芳開始和同事不斷思考，如何讓兒童福利機構的照料品質和服務成效能夠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去迎接更多孩子和承擔更多社會服務的功能。

探索：為了孩子找家庭 寄養收養需考量

劉繼同一直堅持，兒童福利要家庭化。“孩子是依賴人群，18歲以前需要家庭的照顧、家庭的養育。”他解釋，要是脫離了這種家庭化的照顧，就容易對兒童成長造成一些難以彌補的傷害。所以劉繼同認為，過去以兒童為本的兒童福利，現在要轉變為以家庭為基礎的兒童福利，這才是現代兒童福利。

在劉繼同看來，現代兒童福利離不開兒童福利機構的專業化轉型。特教、社工、醫護人員、心理咨詢師……這么多專業的人士在一起開展工作，需要有專門的人來進行協調統籌。誰來擔當這個角色？他建議，由專業社工來跨學科協調統籌。

在山西太原，類似的探索已經開始。太原市社會（兒童）福利院從建院開始一直是機構養育，后來發展出腦癱兒童的小家庭養育。

社區家庭相對院內家庭而言是很好的一種養護方式，但是這么多類型的養護方式，如何來決定孩子適合什么樣的養護？

“其實社會送養一直都是我們殘疾兒童回歸家庭的一個最后的兜底。”竇振芳介紹，“之前我們總是會說為了家庭找孩子，但是自從社工開始主導院里整個安置工作以后，就開始為了孩子去找家庭，而不是為了家庭找孩子。”

2018年3月開始，竇振芳所在的兒童福利院推行社會工作安置服務模式。

“這是2016年中國兒童福利和收養中心和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起推進的一個全國示范項目，目前有6個示范院在做，我們院是一個實踐院。”竇振芳介紹，在這個模式引導下，每一名入院的孩子都有一名社工來跟進，通過個案管理的方法如影隨形地參與到他們生命的過程中來，提供全人的包裹式服務。

竇振芳說，這個模式的最終目標是要讓孩子得到家庭安置。這也是福利院第一次有了一個統一的目標，所有的專業人員、所有的替代性養護的安置口科長們都統一圍繞一個主題：能回家的就讓孩子們回家獲得普通人的幸福，不能回家的在院里，實現最大的潛能。

她舉了個例子，通常情況下，孩子剛到福利院基本上都是醫療救助，首先保證孩子的生命健康，之后才決定是寄養還是收養，是國內還是涉外。

“在孩子術后等待期間，如果恰巧來的是一個寄養父母，那么這個孩子有可能就被寄養了；如果來的是一個收養的媽媽，這個孩子也可能被收養，這是以前的做法。” 竇振芳說，現在則是由社工牽頭，所有的專業人員和各個安置口的科長一起來開會決定每個孩子更適合哪種方式的養護。

從有需求才介入到如影隨形，全人服務又是什么？

竇振芳解釋，大部分兒童福利機構的社工都是孩子有需求，然后社工才介入，基本上用社會工作的傳統方法——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然后去介入個別兒童的行為偏差、情緒問題或者社會適應性問題。這樣一些方法可能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這些孩子階段性的問題，但其實往往并不是系統性的，尤其有一些小組都做成了活動，其實沒法體現社會工作的專業性和嚴謹性。

截至目前，太原兒童福利院已經為68名新入院兒童建立了個案管理的檔案，55名兒童完成了跨專業評估。每月會召開一次安置聯席會議，由專業人員、替代性養護安置口的負責人、社工共同為孩子的暫時安置以及最終安置作出帶有時間標準的計劃。

除了通過這樣實實在在的工作去推進福利院兒童實現家庭安置，他們還用情景劇演出、微視頻拍攝等去宣傳這種工作方式，以期獲得更多人了解與認可，而他們推新的“社工貝殼之社會工作者服務管理辦法”，更是通過“時間與服務”換“福利”的方法調動全院持證社工主動服務，同時提高服務的專業性與自身幸福感。

交流中，這樣的做法得到不少同行的認可。成都市兒童福利院社工部王莉就主動找到竇振芳，向她“取經”。

欣慰與困惑：兒童保護領域呼吁更多關注

兒童福利機構轉型、為兒童提供更專業的服務，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律問題。

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佟麗華2004年去美國紐約福利局參觀，一個讓他印象深刻的情景是，這里有600多名律師專門處理兒童保護相關案件。

結合工作中處理的案件，佟麗華看來，中國在兒童領域面臨最復雜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政府和家庭之間的關系。“在父母不履行責任、或者侵害孩子權益的時候怎么辦？誰來做？”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案件發生以后，其實父母的責任追究是被忽視掉的。”佟麗華認為，家庭的責任不可替代。未來，就要解決這個問題。比如父親去世了，母親可以嫁人，但孩子的監護責任問題必須做到。他建議，未來，對父母失責的一定要追究法律責任。“輿論的角度一定要大張旗鼓辦這樣的案件，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提醒所有的父母注意，要么別生孩子，生了就得承擔責任”。

“在兒童保護方面，原來政府的責任做的不夠，這跟國家發展階段有關，跟我們的認識也有關。”佟麗華提到，原來一直說孩子是家庭的，近些年來大家越來越多接受“孩子不僅是家庭的，也是國家的”，所以在家庭不能發揮作用的時候政府要發揮作用.

他指出，政府的責任不僅體現在物質幫助、技術支持，不僅體現在家庭不能發揮作用的時候要養這個孩子，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是要建立有效的監督家庭的機制，在家庭不能發揮作用的時候及時發現和進行干預。

作為撤銷監護人資格制度的主要推動者，佟麗華特別提到，這項制度在執行過程中需要注意“撤銷監護人資格是最后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總的來說孩子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還是好的，即使有的父母有家庭暴力，有的父母追究法律責任，并不意味著必須撤銷監護人資格”。

他的觀點是，只要家庭能修復能改變，盡最大的努力還是讓孩子回歸家庭。“美國在這方面的做法是，這個家庭屢教不改，法院才會撤銷監護人資格。只有一類案件例外，就是父母對孩子有性侵的，司法機構就撤銷監護人資格”。

佟麗華還發現，在目前一些案件處理中，被撤銷監護人資格后，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福利院養孩子，但是父母并沒有被追究其他責任。

“被撤銷監護人資格，為什么沒有按虐待罪追究責任？這個父母就是不管孩子，不履行監護人資格，為什么不按遺棄罪追究責任？”佟麗華認為，該養的養，該服務的服務，但是對惡意的父母、不履行責任的、長期傷害（孩子）的，政府“另一只手”要跟上，否則就不是一個系統的兒童福利和保護。“我們必須讓所有的父母意識到，我們說兒童權利、兒童保護不是虛話，你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的《刑法》修正案在虐待的問題上不僅包括父母和家庭成員，還增加了被監護、看護人罪，這也給福利院工作人員敲響了警鐘。” 佟麗華提醒，從立法的角度，不僅是兒童，還有老人、殘障人士。“所以福利機構應該規范管理制度，尊重保障兒童的權利”。

兒童性侵案件一直備受媒體和大眾輿論的關注。國內外福利機構都面臨過性侵案件的指控。佟麗華提到，此類案件的難點可能不僅是孩子受到威脅和傷害，還有孩子遭受傷害后的救濟程序。“希望孩子得到有關部門的關心和保護，而不是忽視帶來的二次傷害”。

在法律領域20年的兒童保護研究，佟麗華見證了相關立法政策的變遷，特別是過去五六年，他感到無比欣慰。“從民法總則、反家庭教育法、國務院和最高司法機關的相關政策都陸續修訂整改，這是一件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情”。

“但是，這些法律政策在實踐當中落實的并不是很好。”佟麗華說，很多司法人員、政府官員和基層工作人員對如何處理兒童保護案件關注度還不夠高。他希望，能夠有更多部門和工作人員在未來共同持續推進兒童福利保護事業發展。(記者 杜沂蒙 見習記者 王璐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