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社會之中消除對艾滋病的污名化和主觀歧視，依然任重而道遠。

　　近日，四川內江疑似艾滋病感染者謝鵬（化名）訴某公司勞動爭議案在內江市市中區法院主持下進行了調解，原被告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雙方現場簽署了一份為期兩年的勞動合同，被告內江某公司支付原告謝鵬6.3萬元人民幣作為補發此前的工資（兩倍計算）。加上此前勞動仲裁委裁決被告支付的工資，調解協議總價值逾17萬元。

　　相比于許多因艾滋病而遭受就業歧視的人，四川這位小伙的結局已經可以說是相當幸運。雖然他不得不以訴訟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就業權利，但畢竟獲得了賠償和工作機會。可以說，該事件的結果還算圓滿。

　　然而，我們應該看到，在現實之中，也有一些遭受歧視的艾滋病人群，即使訴諸法律，也沒能得到應有的賠償。8年前，“艾滋病就業歧視第一案”原告敗訴，成了廣大艾滋病人群共同的苦澀回憶。2016年，貴州省黎平縣李成案成為國內艾滋病就業歧視案勝訴的首例，不過，李成雖然在名義上勝訴，但還是失去了工作。這兩個代表性案件，體現出了我國艾滋病人群克服歧視的艱辛。

　　艾滋病人群的維權之路之所以如此艱難曲折，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對艾滋病人群的就業保障存在漏洞。與此同時，這些艾滋病人群在社會公共空間中也很容易受到不合理的排斥。這兩個問題疊加在一起，便形成了艾滋病人群在就業領域“失語”的現狀。

　　當下，法律對艾滋病人群就業是有一定保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十六條指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歧視傳染病病人、病原攜帶者和疑似傳染病病人。我國的《艾滋病管理條例》也規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及其配偶、子女的就業、就學、就醫和參加社會活動等權利受法律保護。然而，這些法律條文比較籠統，沒有提出明確的懲戒措施，現實中往往執行不力。

　　此外，社會上“談艾色變”的風氣也依舊存在，很多用人單位對艾滋病的認識仍然十分蒙昧。很多人即使知道艾滋病的發病與傳染原理，也會處于一種“過度敏感”的狀態，對許多缺乏根據的所謂“隱患”采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從而造成了歧視。這些在人們頭腦之中根深蒂固的思維，在主觀層面上加劇了艾滋病人群遭受的就業歧視。

　　顯然，要在社會之中消除對艾滋病的污名化和主觀歧視，依然任重而道遠。按理說，除去某些特殊領域之外，普通行業都應該對艾滋病人群敞開大門，讓他們暢通無阻地入職和工作。而這樣的長遠目標，需要我們從今天做起，通過腳踏實地的努力來實現。（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