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月份牌上的青春女郎。

清末富裕家庭的少婦，每個月的那幾天，估計還是過得很不舒服。

花去半月薪水，才能買到一包新式衛生棉，這對80多年前的都市女性來說，會是一種怎樣的生活體驗呢？如果支付不起，年復一年只能使用草紙、舊布或者棉花，又是如何不適而窘迫呢？當我翻開20世紀20年代末女性雜志上的衛生棉廣告，一邊讀著“質地細軟，服之舒適”、“絕對自由、絕對隱秘”等廣告語，一邊想著“每打十元”（銀元）的不菲價格，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深深慶幸自己生活在今天，而不是那個年代。很多時候，人們總是把“進步”二字與波瀾壯闊的大件事聯系在一起，但在我看來，這些看似平常，但須臾不可或缺的日用品的演化史，也可以讓我們深深體會到這兩個字的精髓，并深深感激我們的前輩為之付出的努力。

趣聞

“不潔”姨媽巾

打仗當武器

毫無疑問，在中國古代，女性的例假向來被認為是不潔的。其實，也不只當時中國如此，世界上很多地方也是如此。舉個例子，明代名醫李時珍就在《本草綱目》中明確寫道，凡“煎膏、治藥、出痘、持戒、修煉生命者”，都要避開例假期的女子，以免招致不祥或疾病。李時珍醫學素養頗深，尚且如此，普羅大眾就更不用說了。事實上，這個偏見一直到20世紀40年代還頗為流行，1948年10月的《醫潮》雜志就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當時很多人認為遇到來例假的女子會倒霉，故而她們常被禁止拜神、禮佛，甚至參加婚禮，以免帶來晦氣。

奇怪的是，一方面，來例假的女子常因不潔而受排斥，另一方面，她們的“姨媽巾”卻又被當作某種有“法力”的特別武器，用來打仗抗敵，不僅在古代中國如此，在世界很多地方也是如此。再舉個例子，1841春，清朝名將楊芳受命南下，防剿英軍。他見“敵在海上，風波飄搖，卻能擊中我標，必有邪術”，既然“敵有邪術”，他就要想辦法“以邪制邪”，于是，他下令，在全城收集大量女性便桶，其中有姨媽巾者更好，一排排摞在木筏上，待敵人進攻時，就將便桶直指敵人，自己則在岸上帶領將士迎敵。戰斗的結果可想而知，他不但沒有擊潰敵人，自己反而損兵折將。今人當然會覺得楊芳對“姨媽巾”的迷信十分荒唐可笑，但如果我們自己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會不會做出同樣荒唐的事，還真不好說。歷代有關戰爭的史料中，這樣的記載比比皆是，我們不能要求楊芳有超越于時代的知識與理解力。不過，那時的人們對“姨媽巾”的迷信有多深，對女子“不潔”的偏見就有多深，想到這里，我不禁要為她們捧一掬同情之淚了。 新風

時尚女性雜志 開設專欄解惑

同樣身為女子，翻著這些資料的時候，我心里不禁又出現了一個問題：這樣將女性深錮于禁忌中的情形，是什么時候發生改變的呢？

說起來，生活在廣州的女子相對還是幸運的，雖然也免不了偏見與禁忌的困擾，但畢竟生活在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封閉的生活里總會率先開出一條縫，透入新鮮的空氣與陽光。早在150年前，來穗行醫的英國醫生合信就編譯出版了系統介紹女性生理結構與衛生知識的著作——《婦嬰新說》，這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雖然這本書只用了短短兩頁半來介紹“例假”現象，但首次說明了“例假”與卵子成熟有關，是正常的生理現象，與“污穢”無關，無須避之不及。雖說那時讀到這本書的都是知識精英，普通女子基本無緣得見，但至少對女性更公平的新觀念開始萌芽了。

隨后的一百年里，中國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巨變”，到20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生理衛生學”等課程開始進入中小學課堂，從對例假期的女子避之不及，到將生理衛生知識堂而皇之引入課堂，可以想見人們在這100年里經歷了怎樣的觀念沖撞與激蕩，其間又有多少人不懼被大眾口水淹沒的風險，不懈地為之鼓與呼。

不過，就算這樣，要想指望老師能坦然地在課堂上傳授這方面的知識，估計仍是奢望。這不，1930年的一期《婦女雜志》就刊登了一篇題為《女子的性的知識》的文章，對中小學生理課堂對女性生理衛生知識略而不談的現象十分不滿，大聲疾呼人們破除偏見，傳播“正當的知識”，以保護女性健康。

雖說課上不講，但好在當時的傳媒業已頗為發達，坊間已有了一批專門面向女性的時尚雜志，像出版地在廣州的《婦女生活》、《婦女世界》以及出版于上海的《婦女雜志》、《婦女月刊》在廣州市面上都頗為暢銷。這些時尚雜志既以女性為目標讀者，自然關心她們的隱痛與疾苦，于是紛紛開設了醫療問答專欄，聘請醫生坐診，普及“例假”常識，對匿名患者“遠程”診斷，給出建議。雖說遠程診斷并非一個好辦法，但對大量羞于去看病的女子來說，已是雪中送炭。不過，有空翻一翻這些雜志，看一看咨詢者時常流露出的“我不幸身為女子”的感嘆，一股憐惜之意，從心里油然而生。

消費

新式衛生棉 小眾奢侈品

設身處地想一想，當時“不幸身為女子”的感嘆，不僅來自于觀念的禁錮與束縛，也來自于每個月那幾天實實在在的不適，因為沒有舒適的衛生棉。翻開20世紀30年代的女性雜志，你會發現，當時女子使用的“姨媽巾”林林總總，但都很難冠以“衛生”二字：最普遍的是用舊衣、破布或裁剪衣服剩下的布料，時稱“騎馬布”，可由于“不潔”的忌諱，用后還不敢公開洗滌，并拿出去晾曬，只能在夜間悄悄洗凈，再在避人耳目之處晾干；也有人用草紙，不但“潮濕可厭，觸肌如刺”，而且多半在制造時未經消毒，衛生狀況也實在堪憂；講究一點的新女性會用紗布，洗滌時還會加一點漂白粉消毒，算是改良不少，但舒適度仍然有限；至于家里更窮的，卻還有用稻草的，這就未免有點駭人聽聞了。

據說，傳統中醫有“十女九帶”的說法，就是說女性十有八九都要受到婦科疾病的困擾，其實，用著這些不靠譜的“姨媽巾”，不得病才怪呢。

其實，到了20世紀20年代末，一些與現在相似的新式衛生棉逐漸開始在市面上出現，《婦女雜志》、《婦女生活》上也不時出現中外廠商刊登的廣告，大抵宣傳這些新式衛生棉“消毒滅菌、吸收力強”、“用后即棄，不需洗滌”、“質地細軟、用之舒適”、這樣的宣傳語無疑會使所有看到廣告的女性讀者怦然心動。

然而，新式衛生棉帶來的自由卻十分昂貴，小小一打衛生棉，售價怎么著也得在10個大洋以上，要知道，那時廣州一個普通科員，月薪也不過20個大洋，普通女工辛苦一個月，只能掙幾個銀元，生活最底層的女仆，更是只拿兩三個銀元的月薪；而以當時的生活標準而論，十個銀元，足夠一個三口之家一個月的伙食費了。新式衛生棉如此昂貴，除了少數上層女性，其他人只能望洋興嘆吧？想想今天司空見慣的衛生棉，曾以如此奢侈的面目出現，真有些不敢相信，而我們在慶幸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同時，為一代代前輩所付出的努力，或許更該心存感激。（記者王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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